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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伍國:教科書中的晚清和民國思潮

    ——評Peter Zarrow,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48 次 更新時間:2017-05-04 12:32:16

    進入專題: 思想史   民國思潮   知識分子  

    伍國 (進入專欄)  

      

       伍國,美國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

      

       在晚近的思想史研究中,教科書作為史料和研究對象的雙重價值都得到了進一步的重視。和傳統的思想史偏重梳理有獨到貢獻的精英思想家的觀念相較,近幾十年的思想史研究一直呈現向思想者的社會關系網絡和言說語境拓展的趨勢。[1]思想史研究還越來越注意到 “人們生活的實際的世界中,還有一種近乎平均值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關注焦點由中心轉向邊緣, 由經典到一般,由精英思想轉向生活觀念。史料也逐漸由經典論著擴展到各種可能的素材,包括常備讀物和流行讀物。[2]同時,研究者越來越注重除思想本身以外的傳播方法和路徑,重視對知識的生產者和接受者角色的界定和動機,策略的審視。也就是說,對于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也越來越多地具有知識社會學的色彩。在這一背景下,研究者的目光開始聚焦于中國晚清和民國印刷媒體,而最新的趨勢,則是將注意力轉到中小學教科書上。[3]當然,同樣作為思想和知識載體印刷媒體和教科書是有顯著區別的:前者針對是成人讀者,有相應的商業利益或黨派政治目標驅動,而后者承擔的主要功能是正規的學校教育,對象是中小學生,目的是普及一些重要觀念和知識。

      

       在這一大背景下,Peter Zarrow (沙培德)的新著,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教育中國:在一個走向現代化的世界中的知識,社會和教科書,1902-1937》)不僅充分利用了教科書作為一種重要史料系統地重建晚清和民國的思想狀況,還將關注重點引向基礎和中級教育這一對于國民思想形成具有深遠影響,而尚未得到更多關注的領域,體現了由高端精英話語向中層普及話語延伸的研究趨勢。在沙培德看來,他所檢視的教科書體現了變動中的思想具有普遍性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而同時又不乏內部的多種聲音乃至爭議(頁6)。作者的問題意識集中在現代中國公民意識,國家認同,及現代世界觀,歷史觀的形成,因此,在對教科書資源的選擇利用上,重點關注相關教科書通過國文讀本,道德和公民課本,歷史教材和地理教材四個主要門類向學生傳達了何種帶共性的“訊息”(messages),而對與核心議題相關度不大的現代自然科學和數學教育則存而不論(頁6-7)。同時,他也把對作為史料的教科書的選擇限定在國家正規教育體制以內的教科書,而不討論私立學校,教會學校和只針對女學生的教材。正如作者明確指出的,這項研究并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制度史,(institutional history),也不是對學生文化(student culture)進行的專門研究。在筆者看來,沙培德教授在這里進行的,仍然是他一貫堅持的思想史研究方向,只是將視角稍稍下調,從純粹精英知識份子的論述轉入教科書這種普及性的文本,而教科書的一大特點,如作者本人指出的,在于其既不極端激進,也不極端保守的主流和溫和改良性質(頁7)。[4] 這本新著再次提醒思想史研究者和讀者,思想史研究未必必須關注最為保守或最激進的極端思想,完全可以給予主流和中層的知識和觀念以更多的關注。

      

       一、教科書的意義

      

       1949年前中國的公民教育,在當今中國大陸文化界的討論中,已經不是一個全新的話題。但是,最早致力于倡導“公民教育”的李慎之先生寫于1999年的這段話仍是值得引述和思考的:

      

       “說來慚愧,十年前,我曾在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當過五年委員,也算是參加國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憑的法律知識居然不過是六十年前從初中學到的那一點兒東西。”[5]

      

       這段文字,沙培德教授可能未及過眼,其實對于Educating China這本專著來說,應該算是極有價值的佐證,因為“六十年前”正是1930年代,李慎之先生當時所受的正是民國時期的公民教育,而在其間學到的法律知識到六十年后仍然對他有著深遠影響。

      

       另一段文字則頗能說明清末民初先進知識分子對國民教育的積極態度的。在一封1911年11月由周作人起草,魯迅手訂的私人信函中,周氏兄弟在武昌首義后不久即注意到國民教育的重要意義:

      

       “側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則以公民程度為差。故國民教育,實其本柢。上論學術,未可求全于凡眾。今之所急,惟在能造成國民,為國柱石,即小學及通俗教育是也。”[6]

      

       對于教科書對國民思想,特別是受教育的社會中層的型塑作用,Educating China一書引言部分一開篇就用自己獨到的方式揭示。作者首先假想了一名1904年滿7歲的中國男童。這名男童所受的教育包括每天讀經至少兩小時,識字,上的其他課包括修身—孝順,愛國—和歷史,地理等。到了1910年,他或許進入高小,開始更多地了解“國家”這一概念,他很可能選擇學習日語作為外語,并開始研習數學和科學。他的歷史教科書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朝代興衰,清國的勝敗,乃至憲政的必要。他的地理書教授世界各地的人種和宗教,和包括中國人文地理和地形地貌在內的實際知識。他很可能讀到宣傳反清革命的小冊子,而到了1919年,這名學生很可能就出現在五四運動的隊伍中。作者接下來繼續想象另一名1920年入讀小學的7歲女童。她接受的是男女合校教育,但這讓她的父母略微擔心。她了解民國的旗幟,學習愛國,掌握關于動植物和衣著的基本知識,但不再研讀儒家經典。在女子初中階段,她完全使用白話文,大多數的課時被用來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她會選擇英語作為外語,了解伍德羅·威爾遜和托馬斯·愛迪生這樣的西方名人。在高中階段,她將學習三民主義和傳統道德,懂得中國在列強環伺的國際環境中的危險處境,她相信孫中山的學說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礎,卻不確定國民黨政府是否足夠強有力。到1935年,22歲的她很可能參與一二·九學生抗日救國運動。也就是說,這兩代人的價值觀和政治取向,都或多或少是學校教育和教科書影響的結果。

      

       二、制度環境

      

       沙培德教授在全書的第一章中首先檢視了晚清和民國中小學教科書產生的制度環境,即國立學校系統,及其構建過程。在這里,乃至全書中,作者并未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界,把晚清和民國分為兩橛,而是視為制度和思想流變中一脈相承的連續體。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國家主導的強制普遍義務教育的倡導和實施始于清末,正是在這一語境中,商務印書館在1902年開始注意到編印教科書的商業價值。政治和社會精英想讓清末的中國學生學習什么? 沙培德的研究揭示出:這是一個以學部為代表的官方機構和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民間出版界互動和博弈的過程。在學部看來,普及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忠君的國民,以對抗革命的異端邪說,同時,教育也是通過動員民眾實現強國的一種手段。學部強調尊孔,重視普及“國學”,并注重把“公”這一概念灌輸給中小學生。“公”在這里被定義為一切私人范圍以外的領域,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作為集體概念的人民。學部的教育方針還重視對學生進行軍事體育訓練(頁19-20)。自1906年開始,學部不僅負責審查各類教科書,還自行編定教材,對于“平等”和“婚姻自由”一類觀念,學部視為過激思想嚴加防范。然而,即便如此,帶有異議性質的思想也仍然有一定的微妙的生存空間,因為民間編印和翻譯教科書的實踐在1911年前后都從未停止,而私立學校直到1920年代末都可以自由選用教科書(頁25)。

      

       當然,辛亥革命為教科書編寫帶來了一個重要轉折,因為民國教科書中取消讀經,并開始在男女合校教育中灌輸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在蔡元培主導下,民國初年的教科書注重軍國民教育,美學,學生的個性發展,在道德和知識技能之間尋求平衡,力圖培養學生健全的“世界觀”和與人類全體共命運的體驗。沙培德還指出,即便在1910年代末期,激進和保守兩派的政治和文化觀念日漸分途之時,對于“公民”教育的目的和性質仍有一些基本的共識,包括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使人民能夠真正決定自己的命運,中國文化存在各種遺毒,迷信必須肅清,倫理必須重建等(頁31)。到了1923年,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以公民課取代修身課,并將“社會”這一重要概念引入中小學教育。中小學社會科課程包括公民,歷史,地理,衛生等。筆者在這里想補充的是,1923年官定課程設置和教科書中的這一“社會”轉向,和五四時期“‘社會’概念作為中心話題”出現有著直接的關系,是自清末到五四知識界持續關注社會問題對中小學教育的最終影響。[7] 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由精英思想話語成為中小學教學內容,最終進入受過教育的國民的集體意識的過程,正集中體現了現代中國思想的一些關鍵概念由上至下的傳播和擴散。1925年的五卅運動和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對于教科書的影響,可以說毫無懸念。以反帝為核心的民族主義在1925年后風起云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戴季陶的主導下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設置和教材編定,成為國民教育的思想基礎。如沙培德指出的,國民黨人的關注焦點在于培養“愛國主義”,服務于其反共的主要目標(頁39)。

      

       然而,如果把晚清至民國教科書的發展軌跡化約為一個最終走向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過程,注定是過于簡單的。沙培德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視角,在于看到晚清/民國社會的開放和多元化。在一個多元的光譜中,民國政府事實上從來沒有絕對地壟斷所有教育實踐和知識話語:“鄉村識字運動,城市夜校,傳統私塾,職業教育,海外留學,官辦學校系統,由從世界頂尖大學獲得學位歸來的學者任教的大學”(頁40)。在教科書的編篡中,盡管有政府的指導和審查,形形色色的編篡者本人還是充分發揮了社會改良者的功能。

      

       三、現代公民教育

      

    在第二章中,沙培德重新從清末開始,集中探討識字讀本的編寫。作者首先指出新政時期的識字教育和傳統蒙學的區別在于現代新概念和語匯的引入,例如“公民”,“憲法”,“民主”,“愛國”,“進步”,“公園”,“鐵路”等,其根本目的在于進行初步的公民訓練。在這一過程中,商務印書館發揮民營出版業的優勢,特邀文學翻譯家林紓以古文編寫中學教材。到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用白話文編寫教材,并使用標點符號,而這一進步同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就之一。作者指出,1920年代的國文教科書不僅逐步全面轉向白話文和新式標點,還將“文學”的欣賞范疇從傳統的詩歌擴展到小說和戲劇,并注重培養學生的自我表達能力,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和智力發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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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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