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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雁:我們早就該關門了——蘇俄的“政治自由”問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924 次 更新時間:2017-07-20 15:57:34

    進入專題: 蘇俄   政治自由  

    金雁 (進入專欄)  

    警惕“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俄國社會民主黨誕生之日起,就把“爭取政治自由”列為頭等目標。追求“政治自由”還是追求所謂“人民專制”,曾經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脫離民粹派陣營而自立門戶的兩大標志之一,后來又是區別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兩大試金石之一(另一個是承認資本主義為必經階段還是追求從傳統農村公社過渡到“社會主義”)。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基之作、被列寧稱為“教育了整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講的是哲學外,其他兩篇即《社會主義與政治斗爭》和《我們的意見分歧》都以批判“人民專制”、強調政治自由為主題。普列漢諾夫當時曾一語成讖地警告:“人民專制”下的“革命”可能會造成一種“反動”的“政治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華帝國或秘魯帝國,即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為了防止這個不祥的后果,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們一再強調政治自由的重要。針對民粹派關于政治是否自由無所謂、經濟上均貧富才重要的說法,普列漢諾夫回應:爭取政治自由是我們“完全確定的政治綱領”。針對民粹派關于“人民專制”下只有“人民”以及代表他們的革命黨有發言權的說法,普列漢諾夫明確主張再革命的“黨”也不能封別人的嘴:“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既在原則上承認了言論自由的權利,并把這樣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他們就不能只讓那一自命為在當前革命運動時期有領導權的‘黨’派來享受這一權利”。在司徒盧威起草的《俄國共產黨宣言》中,也把爭取憲政民主、爭取“新聞與出版自由”提到顯著的位置,該《宣言》認為,爭取“政治自由”是實現無產階級偉大使命的第一步,并表示要“堅持不懈地使自己的全部行動都符合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原則”。以后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綱在其他方面的內容都根據形勢的變化做過不少更改,唯獨這兩條始終保留在“十月革命”前的歷屆黨綱中。

      

    “爭取政治自由是我們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務”


       列寧那時在這方面也不甘人后,他指出,人們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就是要堅決拋棄那種“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只能使政權轉到資產階級手里)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觀點”。列寧也非常注重出版的自由和輿論信息的公開化,他常說,只要能夠發出聲音,讓群眾知道真相,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用壓制和剝奪非生產性集團的權力(如選舉權、結社和出版自由等等)來限制民主是反動政府的一貫主張。

       列寧把“經常出版秘密出版物”列為革命運動核心任務之一。到“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出版了40余種報紙。列寧在革命年代有大量的文章都在抨擊沙皇第三廳的政治特務和書報檢查制度。列寧發誓革命勝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聞自由。他認為爭取政治自由是社會主義者的當務之急。所以毫不奇怪,當民粹派說均貧富比言論自由更重要時,他們受到了列寧的如下痛斥:“那種為了虛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俄國社會黨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務的圖謀”,實際就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

      

    “十月革命”后“臨時性的”新聞管制

      

       但幾乎在奪權后的第一天,列寧就轉了調子。“十月革命”前列寧還聲稱不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使用恐怖手段來維護政權,但是拿到權力的第二天,布爾什維克就頒布《關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臨時的書報檢查制度,在該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對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屬于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反映不同聲音的報紙都說成是“毒害大眾心靈并使群眾意識發生混亂??危害性甚至超過炸彈和機槍”的“資產階級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不久出版業很快被國有化,約有1000家造紙廠和印刷廠全部歸為國有,1920年國營出版社的比例已達到92.4%。當時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級的通知,只有黨所認可的“工人階級的組織”才有使用印刷設備和紙張的權利。根據1918年11月頒布的《圖書館和所有藏書征用辦法》,私人的藏書和原沙皇機構的藏書全部充公。

       列寧解釋說,出版和集會自由這類“純粹的民主”是騙人的鬼話,“我們向來不承認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這種說法就連以極“左”出名并得到列寧高度贊揚的革命家盧森堡也不能接受,她曾對此尖銳批評道:“只有僅僅給與政府的支持者和一黨成員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應當總是對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會等自由,公共生活就會逐漸死滅,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而列寧反唇相譏道,暴力奪取政權必然要用暴力來維持,任何階級都沒有“徹底的民主”和“無限制的公開性”,“資產階級在全世界還比我們強,強很多倍,再讓它有建立政治組織的自由(出版自由、因為報刊是政治組織的中心和基礎)這個武器,那就是為敵人的活動開方便之門”。“我們不愿自殺,因而決不會這樣做”。

       但列寧也心知肚明,這樣做與革命黨時期的宣傳、與無產階級追求的理想目標是背道而馳的。雖然他一方面說,我們的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但同時他認為這樣做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不得已的策略。列寧希望這種做法能為自己贏得喘息時間,通過喘息時間可以重新贏得民眾對自己的支持,然后再調整自己的政策恢復民主,列寧認為只有這種策略才能挽救革命。面對第二國際指責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行動唯一的積極結果就是建立了一個新的軍國主義”時,列寧并不是那么理直氣壯,而是強調情況的特殊。他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多次說:“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在憲法上總是留下許多后路或保留條件,以保證在有人破壞秩序時”有應對的措施。這是列寧真實的想法是,把民主和專制都拿在手里,在自己沒把握的時候用“專政”,在自己有把握的時候用“民主”,但是這種“有把握的”自信一直沒有到來。

       這種想法是當時俄共(布)黨內很多人的共同認識,包括托洛茨基在內,他們都承認,“政治壟斷權”只是一種“緊急措施”,一旦緊急狀態結束就要撤銷它,“十月革命”后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暫時的、不得已的。所以在1918年的“出版法令”中申明,這是“一些臨時性的緊急措施,只要新社會秩序一經鞏固,就撤銷對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將按照最寬容和最進步的規章,在擔負法律責任的范圍內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即便如此,當時黨內的盧那察爾斯基、黨外的高爾基都曾對俄共書報檢查制度的專橫粗暴做法表示過憤慨,他們大力呼吁盡快出臺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規范和限制權力對新聞出版業的干預,高爾基曾以放棄俄國國籍抗議布爾什維克踐踏新聞自由、取消其他黨派的報紙,高爾基質問道:布爾什維克半年取締的報紙比整個沙皇時代加起來還要多,為什么害怕與自己不同的意見,難道要把社會公眾的思想也要變成國有的嗎?要把國家變成巨大的監獄嗎?“真正的‘自由生活’不應該建立在反對個性發展的基礎上,更不能建立在罪惡的基礎上,否則,我們就可能用自己的雙手來扼殺自由”。

      

    從“臨時性”管制到“長期凈化俄羅斯”


       但是隨著內戰的爆發,取消“暫時狀態”的“管制”的諾言成為泡影,新聞與書報檢查的行政管制不是逐漸寬松,而是越來越緊。那個時候,即便是不計前嫌的孟什維克放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主張,而與他們聯手反對“白衛勢力”的時候,他們的出版物也被嚴令禁止,蘇維埃政府不允許他們“以寫作為掩護”毒害人們的思想。列寧強調說,“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性質的東西”,對“出版業”要“拉緊韁繩”,警惕那些“用寫作為白衛組織打掩護”的“當代農奴主的刊物”。1922年夏天在列寧的指示下,各大城市都逮捕一批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準備把他們驅逐出境。列寧批示道:《經濟學家》雜志“是當代農奴主的刊物”,應予以查封,“《文學者之家》和《思想》雜志所有的作者,要么是最狡猾、最陰險,要么就是布爾什維克最兇惡的敵人把幾百個這種先生毫不吝惜地驅趕出境,我們就將長期凈化俄羅斯”。他還在1922年5月19日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說,給《經濟學家》雜志撰稿的人“是最應該被驅逐出境的”。三個月以后,一百多名俄國頂尖級的人文學者被驅逐出境(他們對俄羅斯文化的貢獻直到劇變以后才得到承認)。塵埃落定后蘇維埃政權并沒有兌現“等打完仗以后”就“還原無產階級民主”的許諾。而從此以后,第二國際和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就有了“民主社會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強制社會主義”(鮑威爾語)之分。

       因為革命后“一國社會主義”的“孤島”生存意識,清除外患以后專政的利劍又落在了本國民眾頭上了,步上正常的憲政軌道已經變得遙不可及。正如時人所說,這種“強制社會主義”的落腳點是在“強制”上,而不是在“社會主義”上:在統治者根基不穩的情況下,保住權力立刻就上升為第一政治要素,“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體西方馬克思主義明顯的區分開來”,“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們原來打算的那個樣子”。俄共(布)把人權、多元文化與黨國體制的生存對立起來,認為“多聲部”的社會生活會對管理者造成麻煩。就像托洛茨基所說的,如果“每一個勞動者都認為自己是士兵”,國家的事情就好辦了。扎米亞京在他的預言性小說《我們》中概括的更形象:這個體制的實質不是從“人”著眼,個人必然會成為“多余的”,因此個體必將被毫無個性的“我們”所擊敗。

       蘇俄內戰結束后建立“全能的管理體制”就是以俄共的存在為最高準則的,所有的人都被當做“潛在敵人”和競爭對手,是需要防范的。于是管理、壓制成為一種常態,對人實行“管、關、殺”,和對言論和出版物實行“查、封、堵”是最常見的政策。對待新聞出版行業自然也不例外。1922年蘇俄成立出版總局,它的明確職能主要是規范和管理私人出版社、雜志社、印刷廠、圖書館;預審各種出版著作和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關等等。老百姓都知道,名曰“出版總局”實際上是“查禁總局”,它所管轄的事情甚至比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廳”還要寬泛、還要嚴厲,因為誰都知道伴隨著尼古拉一世嚴厲的新聞審查的是繁榮的俄羅斯文學創作期,而在俄共的輿論控制下文化出版業是一片凋敝。比如蘇俄1920年出版的圖書只是沙俄1913年的1/10,而且主要還是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宣傳品。當時判斷作家的標準,就是看他對紅色政權的態度,20年代只有別德內、綏拉莫維奇、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有的幾人的創作被認為是具有進步意義,是可以出版的。其他作家的創作以及沙俄時代的文學作品都在“被禁”之列,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也在“禁書”的名單上,如果在市面上出現這類“黑貨”是要被處罰沒收的。

      

    經濟放開,政治收緊


    實行新經濟政策的1924~1925年,出版總局的預審和政治把關曾經相對寬松了一兩年,帶有批評傾向的一些雜志如《經濟學家》、《新生活》又悄然出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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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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