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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戈:司馬遷案發覆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99 次 更新時間:2017-12-31 19:25:07

    進入專題: 司馬遷案   家產   史官  

    雷戈 (進入專欄)  

      

       【編者按】此為作者原稿。發表于《學術月刊》2008年第10、11期。刊時題目為《隱情與玄機:司馬遷之獄的背后》,遣詞造句多有改動,部分語意發生變化。這里將刪改的詞句粗體標出,以供比讀。

       摘要:司馬遷在廷議中,可能犯了一個策略上的錯誤。在漢人政法話語中,“誣罔”或“誣上”可以包含和指稱許多相當不同的內容和行為。司馬遷算不上是“家貧”,但以其財力也確實出不起這筆買命錢。漢時中書令頗類似于先秦內史。司馬遷由太史令轉任中書令便是由記事系列轉入政務系列。這實際上屬于史官分化的一種新形式。

       關鍵詞:司馬遷案,家產,史官。

      

      

      

       一、解題

      

       對司馬遷而言,著書立說與身陷囹圄這兩件事重疊交織。太史公因前者立言,因后者失身。前榮后恥,古今言者多多。略加分殊,大體有兩套路數。其一,太史公“謗書”獲罪。這種說法似有幸災樂禍之意。流傳最久,向來疑多信少,雖未完全絕跡,但也不值一辯。其二,太史公仗義執言,因言獲罪。這種說法頗有打抱不平之心。走的基本上是辯誣洗冤的悲情路線。一士諤諤,眾人喏喏。豈不可悲?以一人之正氣對抗國家之暴政,豈不悲憤至極?

       冤情固然,不過尚有隱情有待發覆。探究隱情,審視困局,或許可對當局者所迷有更周全之理解,而非簡單對局中人作廉價同情。

      

       二、辯詞

      

       漢制規定,凡在廷議中說了讓皇帝不高興的話,或說了不合皇帝心思的話,或讓皇帝問得無話可說,即便理不屈而詞窮者,均要受到獄吏詰難、追究和拷問。比如,在廷議是否與匈奴和親一事時,博士狄山受到武帝追問,“‘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①]可知,專制政治下,說話不但要負責任,而且更要付出代價。這是一種通過“口語”而制造“口禍”,進而通過制造“口禍”而消滅“口語”的制度設計。

       再看《漢書·李廣傳》,

       上欲陵死戰,……后聞陵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斗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對于這段記載,我們首先需要考慮這樣幾個因素。首先,天漢二年(前99)出擊匈奴本是一場失敗之戰。漢廷針對匈奴發動的三大戰役的最后一場漠南之戰是在元狩四年(前119)。二者相距恰巧二十年。無論規模還是結果,天漢二年的漢匈之戰都無甚醒目和特異之處。但由于“李陵之禍”所直接導致的“司馬遷之獄”,使得這場不光彩之戰具有了某種特殊意義。其次,(刊文加 “將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與班固的《漢書 李廣傳》比較可知”)關于這段歷史的敘述主要來自司馬遷的自敘。[②]最后,由于司馬遷在中國史書編纂上的巨大影響以及班固對司馬遷的推崇和信任,使得人們很自然地習慣于用司馬遷的視角看待這段歷史的方方面面。

       綜合這三個因素,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至關緊要之點至今為人忽視。即這段歷史只有司馬遷的一面之詞,全然不見那些“罪陵”之“群臣”的言論以及武帝的話語。(刊文為“即這段歷史除了司馬遷的自敘外,后人并沒有見到……)這使得“事本末未易明”。但從其后來“下遷腐刑”這一最終結果推測,廷議中應該有大量的反駁性言語。或許后世看來,這些反對聲音不值一哂,但當時足以淹沒和覆蓋司馬遷嘴里發出的與眾不同的尖利呼聲,從而使司馬遷進退失據。司馬遷因“舌戰群儒”而陷入“四面楚歌”。舉國皆敵,“吾往矣”,誠屬令人敬佩之勇氣和人格,但一人敵萬人只能是一場悲劇。最為致命的是,由于武帝的明確表態,致使整個廷議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而且在武帝咄咄逼人的氣勢下,司馬遷的“對狀”[③]很可能受到巨大壓制,而表現得相當“智窮”。而智窮本身就是罪。故謂之“智窮罪極”。[④]司馬遷自己也承認“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⑤]這就含蓄地暗示出司馬遷面對廷議上“群臣皆罪陵”[⑥]的一邊倒局面而無法說服武帝的終生遺憾。否則,司馬遷倘若已經“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而并非“辯窮”,就不應該“下吏”入獄,更不應該被枉加所謂“誣罔”之罪名。而且司馬遷在這次廷議中,很可能犯了一個策略上的錯誤,(刊文為“而且司馬遷在這次廷議中還犯了一個在后人看來屬于策略上的錯誤)即把所有那些“罪陵”之“群臣”統統貶稱為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全軀保妻子之臣”。這種尖刻語言無疑嚴重刺傷了那些本來就不正大光明的庸庸官僚。客觀上使他們得以在心理上和戰術上聯合起來,對司馬遷采取群起攻之的卑劣手法,置司馬遷于死地。[⑦]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誣罔”之罪究竟是如何認定的?即“誣罔”罪的指控證據和判定邏輯。“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從文義分析,所謂“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就是“誣罔”的證據。但“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又可分兩面看,即“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所謂“欲沮貳師”,是指司馬遷攻擊、貶低、誹謗、污蔑貳師。而這點恰恰觸犯了武帝的忌諱。因為“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按照武帝最初的軍事部署,是安排李陵作預備部隊,協助貳師主攻。這樣貳師可取頭功。但李陵擅自作主打亂了武帝的軍事計劃,致使貳師勞而無功,沒有達成此次戰略意圖。所以,以武帝的邏輯,這次戰事失利,責任不在貳師,而在李陵。偏偏司馬遷不知好歹要詆毀貳師。可問題是,從司馬遷的話語看,他只是單純為李陵辯護,絲毫沒有涉及對貳師功過的評論。既然如此,何來“欲沮貳師”呢?這就牽涉到“為陵游說”。所謂“游說”,在這里其實就是“附下”之意。“附下罔上”則是“不道”罪的一個具體名稱。其含義都指的是結黨營私、朋比為奸的賊子行徑。它包含有許多大同小異的類似罪名和說法,比如,“懷詐偽”,“相薦譽”;[⑧]“朋黨相稱舉”,“譖訴大臣,毀離親戚”;[⑨]“背君鄉臣”,“為臣不忠”。[⑩]合而觀之,就是“誣罔”或“罔上”之罪。正因為此,司馬遷反復表白自己和李陵之間沒有私交。所謂“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11]雖然只是司馬遷對仁安的肺腑之言,但完全可以想象到,司馬遷同樣會把它向武帝傾訴。但他的“拳拳之忠”似乎沒有打動剛愎自用的武帝。

       在武帝看來,李陵有兩大罪,一是破壞戰略意圖,一是戰敗投降。司馬遷的辯護也有雙重意圖。一是為李陵戰敗辯護,一是為李陵投降辯護。其程序是,首先,從人格上宣稱李陵是一個孝親有信、忠君愛國的“國士”;其次,從能力上聲稱李陵是一個有勇有謀、身先士卒的“名將”;結論是,李陵雖敗猶榮。而李陵之所以投降,是因為他還在繼續尋找機會報答漢朝。從司馬遷的辯護詞看,所謂“國士”“名將”就直接否定了武帝所制訂的軍事部署的正確性,即不應該讓貳師擔任戰役主力;其潛臺詞是,李陵自作主張也有其合理性,而武帝自己則首先需要承擔決策不當的責任。顯然,這是武帝不能容忍的。既然“不知忌諱”都要“當死”,[12]更何況有意觸犯忌諱呢?!所謂“誣罔”主要源自于此。至于說李陵雖敗無過,即便投降也還是愛國,“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似乎還有“欲于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當其〕破敗之罪”[13]的預謀和打算,就只能算是一廂情愿地猜測了。這也是武帝不能接受的。

      

       三、誣罔

      

       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刊文為“嚴格說來”),即便司馬遷對武帝指斥失禮,為李陵辯護過度,似乎也說不上是欺君之罪。因為司馬遷并沒有否認李陵投降匈奴,只是表白李陵這么做是有諸多不得已的苦衷。所謂“誣罔”或“誣上”是否確實有據呢?

       在漢人政法話語中,“誣罔”或“誣上”有著很寬泛和模糊的含義。它可以包含和指稱許多相當不同的內容和行為。與皇帝說法不一致,說話不合皇帝心思,不能為皇帝分憂,不能讓皇帝高興,試圖改變皇帝決策,言行不合臣子之道,等等,均可以被指控為“誣罔”或“誣上”。所以“誣罔”或“誣上”絕不是簡單的明白無誤的“欺君之罪”。[14]諸如,“譖訴大臣”,“毀離親戚”,“專擅權勢”,“阿諛曲從”,“言事恣意”,“恣心自在”,“外附諸侯,操持兩心”,“博執左道”,“虧損上恩”,“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內懷不忠”,“虧損德化”,等等,也都屬于“誣罔”或“誣上”。如此看來,司馬遷的所作所為,不管主觀動機如何,客觀上確實觸犯了武帝忌諱,惹怒了武帝。以漢法“誣罔”或“誣上”罪之適用范圍,認定司馬遷“誣罔”或“誣上”,不能說是無據。

       接下來的就是程序問題。“因為誣上,卒從吏議。”[15]“吏議”非廷議。這里的程序是,先定罪,后下獄。首先,司馬遷不夠廷議的資格,故將司馬遷直接下獄;其次,既然“誣上”罪名已定,那么“吏議”的內容就只能是討論采取什么具體的懲罰措施,而不是討論應該定為什么罪。

       從漢制程序看,基本是先定罪,后量刑。定罪者,有的是皇帝自己定罪,大臣附議,比如,哀帝斥責丞相王嘉“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隨之“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勛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16]有的是大臣定罪,皇帝認可。比如,武帝時,終軍上奏博士徐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征偃即罪。’奏可。”[17]又如,成帝時,

       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18]

    至于量刑,則屬于獄吏職權。但這并不意味著皇帝就不能直接干預量刑。有時皇帝還會定罪并親自量刑,比如,武帝指責任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隨之“下安吏,誅死”。[19]又如,哀帝“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仆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奸心,蓋國之賊也。……其免寶為庶人。’”[20]所以獄吏的量刑權并非真正獨立。似乎對于罪者死活,皇帝都不必過問,也都毫不知情。事實上,“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正是絕大多數法官獄吏量刑的基本準則。司馬遷對張湯的觀察可以印證這點。“所治即上意所欲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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