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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戈:歷史感思辨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83 次 更新時間:2018-01-02 10:44:21

    進入專題: 歷史感   歷史觀   史料  

    雷戈 (進入專欄)  

       摘要:二十世紀是一個歷史觀極度膨脹,而歷史感極度萎縮的世紀。神化歷史觀的結果就是使人們只知道研究歷史所需要的種種觀念體系,卻絲毫不知道理解歷史所必需的洞見視域。歷史感并不是歷史學本身所固有的東西。歷史是歷史學家的存在境域,歷史感是歷史學家的存在本質,史料是歷史學家的存在形式。歷史感的這種洞見、關注和凝視就是一種“看”,而史料則是一種“說”。歷史感優先于史料,所以“看”優先于“說”。

       關鍵詞:歷史感,歷史觀,史料。

      

      

       一、常識

      

       給歷史感下定義是困難的。一方面“歷史感”首先是一個詞,這個詞的具體詞義究竟如何,即,這個詞究竟包含哪些內容,究竟指稱什么東西,這便成為人們最先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歷史感”又絕不僅僅是一個詞。它是實實在在真實存在著的東西。所謂歷史感究竟存在于何處,即是說,歷史感究竟存在于歷史觀和歷史學之內,還是存在于歷史觀和歷史學之外?也就是說,我們究竟應該在歷史觀和歷史學的范圍內來談歷史感呢?還是應該在歷史觀和歷史學的范圍之外來談歷史感?這是一個非常識的常識問題。

       誠然,一方面,人不能完全脫離常識,否則他就無法進行正常思考。另一方面,人卻可以(也必須)偏離常識,即盡可能超越常識和突破常識的規范和限制,從而改變常識和擴張常識的原有界限,也就是創造出一種新常識,即賦予常識以一種新內涵、新意義。這就意味著,常識只是我們思考問題的一般前提,但絕不是我們判斷問題的絕對根據,更不是我們研究問題的最終歸宿。明白這一點,我們就會擺正思想與常識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的特點是不遠不近若即若離。關鍵是,思想必須帶著、領著常識一塊走,而不是撇開、扔掉常識自己單獨走,更不是跟著、隨著常識后面走。所以,思想是用來啟示常識、批判常識、創造常識的,而不是用于重復常識、宣傳常識、附會常識的。思想與常識之間既有一致處,又有相悖處。這都很正常。唯其如此,常識才為常識,而思想也才為思想。但常識自己卻不能創造出思想,相反,常識卻必須依賴于思想來為它不斷增添新的內容。所以,常識的有效性來源于思想的創新性。我甚至相信,如果思想僅僅是為常識提供證明和解說,那簡直是對人類智力的莫大嘲弄。

      

       二、在歷史觀之外

      

       我之所以把歷史感放在歷史觀之外來處理,是因為我認定:第一、現行歷史觀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二、歷史觀不是把握歷史的最本源最內在的方式。與其說我是在“神化歷史感”,倒不如說人們更多地是在不遺余力地神化歷史觀。這樣一來,歷史觀就由一種具體的歷史觀念體系而被人為地膨脹成一種覆蓋面極廣、壓制力極強的“主義”。這就是我所說的“歷史觀主義”。一方面,歷史觀主義在史學領域表現為一種唯我獨尊的理論指導或指導思想;另一方面,歷史觀主義在整個社會領域又表現為一種普泛性的意識形態。

       對于我們的論題而言,歷史觀主義在歷史學領域中的存在及作用才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在別的地方,我曾把這種歷史觀主義稱之為“歷史觀決定論”。但如果細分起來,“歷史觀決定論”與“歷史觀主義”二者還是多少有些區別,“歷史觀決定論”是指一種信奉歷史觀對歷史學性質與價值具有根本決定性的普泛觀念,“歷史觀主義”則是指一種通過對歷史學家的思想加以歷史觀定性的手法,而達到將歷史學家置于死地的目的。但本質上,二者又都赤裸裸地表現為一種“歷史觀專制”。歷史觀專制既在歷史學領域表現為學術霸權,又在意識形態領域表現為思想獨裁。

       顯然,對于這種體制化的歷史觀,我們是壓根不能指望它可能會對理解歷史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既然如此,對于其他那些非體制化的歷史觀即體系化的歷史觀來說,理解歷史本身又有幾分可信的把握呢?當然,任何一種歷史觀都是一種認識歷史的觀念體系。區別在于,體制化的歷史觀是被體制認可并受到體制全權保護的歷史觀,這樣,體制化的歷史觀就成為一種體制范疇。體制性是其最本質的特性,而體系化倒顯得無足輕重。相形之下,那些受到體制排斥的歷史觀便僅僅作為一種備受歧視和壓制的普通觀念體系而獨孤地存在著,它所具有的體系性雖然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嚴密,但也無力保護其不受體制化歷史觀的排斥和攻擊。

       體制化歷史觀的特殊優勢在于,它憑借體制來保護和強化自己的觀念體系,體系化的歷史觀則除了擁有自己的獨特體系之外,一無所有。這表明在二十世紀,歷史觀已(不知不覺地?)形成兩大對立的陣營。一者是擁有種種特權的特殊歷史觀,一者是沒有任何權利的普通歷史觀。這種對峙的歷史觀格局,直接造成了這樣一個史學史事實,而這個事實正是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困境,即無論是哪一種歷史觀,抑或還是歷史觀本身,都無法向人們提供理解歷史的真實可能性。可以說,在理解歷史的問題上,歷史觀已經破產,已經失效,已經沒有資格來解答這個問題。二十世紀是一個歷史觀極度膨脹,而歷史感極度萎縮的世紀。神化歷史觀的結果就是使人們只知道研究歷史所需要的種種觀念體系,卻絲毫不知道理解歷史所必需的洞見視域。所以,對于我們來說,二十世紀的結束意味著對歷史觀崇拜的終結。

       崇拜歷史觀、迷信歷史觀的代價就是歷史感的徹底喪失。這也許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的最大教訓,甚至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的最后遺產。歷史觀對歷史感的嚴重排斥,使得我們根本不可能指望到歷史觀內部去挖掘歷史感,或是乞求歷史觀給歷史感“恩賜”一塊茍延殘喘的棲居之地。本質上,歷史感只能是存在于歷史觀之外的東西。

       有人總想把歷史感塞入歷史觀之中,或是幻想在歷史觀指導下來深化歷史感,這只能說明這些人還以歷史觀主義的心態來看問題,還沒有走出歷史觀專制的魔圈。人們應該懂得,是歷史感支撐著歷史觀,而不是歷史觀籠罩著歷史感。我總覺得歷史觀實在是膨脹得太大了,以至于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也大大超出了實際的需要。甚至,歷史觀大得連它自己本身也無法承受,至于人們就更是難以忍受。所以,我的目的只是要歷史觀變得盡可能小一些。因為,歷史觀絕不能比歷史感更大。正常的狀態是:歷史感要大,歷史觀要小。其次,我只是希望把歷史觀與歷史感二者“隔離”起來,即是把歷史觀給“括起來”、“擱置起來”、“放到一邊”。因為,我相信,由于歷史觀所造成種種僵化現象,是不可能依靠歷史觀自身的力量來加以克服的,而必須到歷史觀之外去尋找一種更有力的東西來打破歷史觀主義對理解歷史所造成的觀念性壟斷。

       這樣,我就找到了歷史感。由此可見,我的目的只是要把歷史觀和歷史感二者區分開來,而不是要將二者對立起來。顯然,區分與對立是不同的。所謂區分,是說歷史觀與歷史感二者是性質有別迥然不同的兩樣東西,不能輕率地混為一談。所謂對立,是說歷史觀與歷史感之間不存在有某種內在的聯系。當然,必須強調的是,我這里說的內在聯系,絕不是說要用歷史觀來指導歷史感,恰恰相反,是要用歷史觀之外的歷史感來打掉歷史觀的獨尊,來打破一元歷史觀的壟斷。

          事實上,盡管歷史觀的模式有許多種,比如有“動力論”的歷史觀模式、“認識論”的歷史觀模式、“道德論”的歷史觀、“形式論”的歷史觀模式以及“本質論”的歷史觀模式等,但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則首推“動力論”的歷史觀模式。但無論是哪一種具體的歷史觀,抑或還是把所有的歷史觀都相加起來的總和,恐怕也不能比歷史感更有力量,也不能比歷史感更具有本質的洞察力。歷史感對歷史的洞見和領悟非但不從屬于歷史觀,反而獨立于歷史觀,進而超越于歷史觀。

      

       三、在歷史學之外

      

       在我看來,現行歷史學是一種不好的歷史學。好有一比:中國歷史學的現狀好象是一個既瞎又瘸的老人走在一條獨木橋上。借用古人的說法則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歷史學雖然一直在研究歷史,但它卻根本看不見歷史。歷史在哪里,這是歷史學所無法回答的問題。因為它超出了歷史學的能力。由于歷史學缺乏歷史感的洞見,它就看不見歷史在哪里。只有借助歷史感的直覺和洞見,歷史學才有可能看見歷史。這就暗示著,歷史感絕不是歷史學里面的東西,而是歷史學之外的東西。所以,如何超越歷史學的職業性局限而去理解歷史,始終是一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長期處于被掩蓋的狀態,同時,人們又是用一種歷史學的職業性眼光來看待我提出的這個問題。這樣一來,即便不是南轅北轍,也是緣木求魚。

       我相信,歷史學并不是理解歷史的最好方式,在某種情況下,它還往往變成理解歷史的最壞方式。所以,充分意識到歷史學對理解歷史所造成的種種有形無形的障礙,自覺克服歷史學本身所具有的理解歷史的先天局限,是一項復雜而艱深的思想工作。這便是我格外推崇歷史感的原因所在。歷史感意味著超史學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須的。超史學并不意味著史學的終結。超史學不是給史學劃上一個句號,而是給史學打上一個括號。即把史學給暫時地“括起來”、“擱起來”、“放置一邊”。我的意圖是把史學“括起來”之后再去重新理解歷史。所以,超史學并不是在史學終結“之后”再去理解歷史,而是在史學界限“之外”去真正理解歷史。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超史學并不是指通常所說的“跨學科的研究方向”。因為所謂跨學科方向是指一種學科間的相互交叉和橫向合作。而超史學的構想則是要求對歷史思考的更深一層,從更內在的層面上來為重新理解歷史提供一個可能性的境域。本質上,這個可能性的境域由歷史感的洞見構成。所以,歷史感的洞見意味著它是一種超越歷史學職業眼光的新視野。這就是說,如何思考歷史和如何從史學角度去思考歷史,并不是一回事。它可以引伸出三個問題:(一)史學是否認識歷史的唯一方式?(二)史學是否認識歷史的最佳方式?(三)史學應從認識歷史的其他不同方式中學習些什么?

       基于這種思考,我們不妨對“六經皆史”這個命題作出一番新解釋。不言而喻,對“六經皆史”的這種新解只能是“六經注我”式的。依我所見,“六經皆史”的真正本質并不在于《六經》都能用于研究歷史,即《六經》都是研究歷史的材料,也不在于《六經》體現了古人研究歷史的最高水準,而在于《六經》都能成為理解歷史的不同方式。《易》是用哲學方式去理解歷史,即理解歷史的哲學方式;《書》是用文獻方式去理解歷史,即理解歷史的文獻方式;《詩》是用文學的方式去理解歷史,即理解歷史的文學方式;《禮》是用政治的方式去理解歷史,即理解歷史的政治方式;《春秋》是用道德的方式去理解歷史,即理解歷史的道德方式。

       擴展言之,就是:哲學——思辨的理解方式;文學——詩性的理解方式;史學——經驗的理解方式;道德——倫理的理解方式;政治——權力的理解方式。

       顯然,這幾種理解方式都足以自成體系,并行不悖。它們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和存在價值。所以,它們都是必要的,都能對歷史作出相應的獨特把握。

       在這種解釋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歷史乃是唯一真實的本體,而《六經》只不過是理解歷史的各種不同方式而已。所以,歷史絕對高于《六經》。歷史作為開放的現實結構,為《六經》提供了全方位的場域,從而使得《六經》能夠從不同的視角去對歷史本身加以獨特的闡釋。在對歷史進行這種“六經皆史”式的理解過程中,歷史學究竟占據一個什么位置?歷史學究竟起到一個什么作用?歷史學究竟扮演一個什么角色?

    “六經皆史”式的理解方式意味著“它們”必須具有一個共同的洞見視域。這個理解歷史的洞見視域恰恰由歷史感提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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