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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郝永:宋明理學大家的書院記述通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0 次 更新時間:2018-11-06 00:46:53

    進入專題: 宋明理學  

    郝永  

       內容提要:胡適之先生以書院為中國千年來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制度,當代學人朱漢民先生則從儒家學統、道統建構的意義上來評價它。

       書院盡管為民間教育機構,但因其經世致用價值觀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認可與支持。張栻、呂祖謙、朱熹和王陽明等理學大家,既是儒家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

       他們都通過書院進行了卓有成效、影響深遠的教育教學活動,且親為相關書院作記文。張栻有《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呂祖謙有《白鹿洞書院記》,朱熹有《衡州石鼓書院記》,王陽明有《東林書院記》和《萬松書院記》等。

       在他們的論述中,述及書院的若干基本屬性:雖說是民間教育機構,但其修建尤其緝修則實有官方主導的背景;其活動內容是研修儒學、傳承明倫學統;其辦學動機是補充官學于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在當下書院復興的背景下,這些書院屬性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宋明理學;理學家;書院;記述;通論;

      

    一、引  言

      

       關于中國傳統書院,胡適之先生曾說:“光緒變政,把一千多年來書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于今日了。”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給予書院這么高評價,是因為書院代表了千年來的“自動研究精神”,是因為“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制度”,是因為書院是“這一千年來造就人才,研究學問,代表時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機關”。[1]

       當代學人朱漢民先生則從建構理學學統視角闡述南宋時期的理學家力推書院的緝修:“南宋時期的理學家有一種強烈建構書院學統,以確立書院在儒家道統史上的意義、地位的精神追求。”[2]二位先生從各自學術視角對書院意義的評價,無疑是有道理的。

       本文所謂宋明理學大家,指張栻、呂祖謙、朱熹和王陽明等。這些儒家思想家同時還是大教育家,他們都通過書院進行了卓有成效、影響深遠的教育教學活動,且親為相關書院作記文。

       張栻有《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呂祖謙有《白鹿洞書院記》,朱熹有《衡州石鼓書院記》,王陽明有《東林書院記》和《萬松書院記》等。朱熹還上書朝廷、面見時君以論述重建白鹿洞書院的必要性。

       通過這些文本,理學大家們論述了書院在辦學動機、教育內容和官方背景上的基本屬性。其辦學動機是“匡翼夫學校之不逮”,[3]補充官學教育的不足;教育內容上,理學大家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主張出發,在“書院記”中展開闡述書院儒家圣賢之學的本體性;而書院的官方背景,也在他們對書院建修的記述中。

      

    二、書院建修的官方背景性

      

       一般說來,書院是唐宋以來的一種民辦教育機構。但是,就宋明理學大家的書院記述的名書院看來,它們有的是民間初創,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背景。民間初創者,如石鼓書院是唐元和年間的隱士李寬:“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4]

       白鹿洞書院始為唐人李渤隱居讀書之地:“唐李渤之隱居。”[5]東林書院始為宋代楊時講學之所:“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6]而岳麓書院和萬松書院,其初創時即已有官方的背景:岳麓書院是宋代開寶九年(976)“知州事朱洞之所作”;[7]萬松書院則是“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8]

       但是,據這些理學大家的書院記述,即使民間創辦的書院,其后的重建或者緝修,也均有以地方官主持、參與形式表現出來的官方背景。

       (一)張栻記岳麓書院

       岳麓書院始建于宋開寶九年(976),時潭州知府朱洞主持修建。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曰:“潭州岳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9]朱洞之后四十五年,李允則繼任:“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為請于朝,因得賜書藏”,即請求中央支持添置圖書。

       此時的岳麓書院山長是著名的周式:“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因為工作業績顯著,周式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獲得真宗皇帝召見,書院也獲賜“岳麓書院”門額:“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岳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于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有了國家最高層的支持,岳麓書院走向第一次鼎盛。后于兩宋之交遭戰火洗劫。

       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岳麓書院,他在安定地方后,“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當地有識之士趁機“合辭以書院請”,劉珙清醒認識到重建岳麓書院的重要意義:“侯竦然曰:‘是因章圣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亦可廢乎?’”于是“乃命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并請名儒張栻主持書院。

       乾道三年(1167),朱熹來岳麓書院訪問,與張栻舉行了學術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岳麓書院實現了再一次鼎盛。

       (二)呂祖謙記白鹿洞書院和朱熹記石鼓書院

       白鹿洞書院為朱熹知南康軍時,于淳熙六年(1179)重建。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錄朱熹語曰:“郡雖貧薄,顧不能筑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于方來乎?”[10]

       朱子于是“屬軍學教授揚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朱子又說白鹿洞書院曾受到宋太宗的重視:“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他還認為宋太宗“于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仍然“獎勸封殖,如恐弗及”,重視白鹿洞書院,是“規摹遠矣”,有更深遠的用意。

       據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石鼓書院和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一樣也曾受“皇恩”:“國初時,嘗賜敕額。”[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復書院:“部使者東陽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之。”遺憾卻“未竟而去”。

       淳熙十四年(1187)知州宋若水繼之:“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并得到其他地方官響應,他們或出錢或出地:“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鑒、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赍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后落其成焉。”

       用時一年有余,書院建成,請朱熹作記:“于是宋侯以書來曰:‘愿記其實,以詔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時朱熹任職江西提點刑獄公事。

       (三)王陽明記萬松書院和東林書院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12]初成于弘治初年,主持修建者為時浙江省參政周近仁:“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

       改佛家寺廟而為儒家書院,學宮規制,請孔子后代負責祭祀事宜,主要功能是祭祀孔圣。之后分管官員不斷打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游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但也僅是游覽勝地而尚未具備儒學講誦功能。

       嘉靖四年(1525),巡按御史潘景哲為廣攬人才,“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于是增修萬松書院:“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

       以“白鹿洞書院學規”為書院教學原則,選拔優秀人才到書院讀書:“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并安排專職人員負責書院的增修工作:“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

       得到當時浙江各級官吏的贊同:“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篪輩相協經理。”不久即告完工,并請王陽明作記文:“閱月逾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記其事。”

       東林書院,據王陽明《東林書院記》,沒有石鼓、岳麓、白鹿洞等被“皇恩”的“高貴”。但在明代,其重用、重修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先是成化年間,后官戶部郎中的邵寶為舉子時曾聚徒講學其中:“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于其間。”[13]

       邵寶出仕后,書院由其門人華氏打理:“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邵寶請王陽明為東林書院作記文,時無錫縣令高文豸聽說后也來相請:“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跡,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

       此外,王陽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還記述了時郡守南大吉主持并令山陰縣令吳瀛緝修稽山書院事:“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

      

    三、書院的儒學傳承性


       在宋明理學大家的論述中,辦書院的動機不是培養科舉功利之徒,教學的內容不是研究辭章之學,而是培養德才兼備的經世致用之才,并和出世的道、佛爭奪意識形態陣地的儒學。

       自南宋以來的理學大家們,張栻、呂祖謙、朱熹等,分別站在其學術立場上,在其書院論述中,闡發其儒學的主張。

       (一)張栻的“求仁”之學

       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論述的是他的“求仁”之學。其入論曰:“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圣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先務。至于孔子,述作大備,遂啟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14]

       他說,先圣王之政以教學為先,孔圣之傳,以“仁”為本,綱領性地提出了“仁”的儒家學統核心地位。

       張栻之所以認為孔圣之傳以“仁”為本,因為“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15]是萬事萬物的本體與主宰:“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是人視聽言動行為、日常生活之道:“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于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

       張栻雖然以“仁”為日用之道,但又認為“求仁”難度很大,因為天理和人欲同體,要艱難且精心于學,才能辨明二者之間的細微差別:“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于學以明之。”

       張栻以孟子為“求仁”的表率:“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論堯舜之道,本于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匍將入井之時,則曰:側隱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則不差矣。”

       他現身說法,說自己“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并進而主張將自己“求仁”的成果擴而充之,則盡管艱難,仍可得其大體:“茍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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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哲學 > 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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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原道》第34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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