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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奇生:多種政治力量間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閻錫山為個案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24 次 更新時間:2019-02-03 19:59:16

    進入專題: 閻錫山   中華民國  

    王奇生 (進入專欄)  

      

       民國作為一個時段, 其時代特征在政治方面的最顯著表現是“分裂”, 包括列強侵略導致的租界與失地, 地方實力派造成的“獨立王國”等。民國幾乎就沒有真正統一過。多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與博弈也因此成為民國政治的常態。探究民國政治不能不解析這樣一種“非常”狀態的政治常態。本文試圖以1935—1945年間山西閻錫山在國、共、日之間的博弈為個案展開探討。

      

       1935年, 閻錫山面臨兩大新的變局:一是紅軍長征抵達陜北, 二是日本加緊推進華北“自治”的步伐。兩者均對他構成巨大威脅。除此之外, 閻還面臨國民黨中央謀求“統一”的壓力。閻必須在日本、中共和國民黨中央的“夾縫”中求生存。相對于同時期的其他地方實力派, 閻錫山在山西的處境最為艱難。不過“夾縫”并非總是“夾擊”, “夾縫”之間亦有空隙可鉆, 有策略運用的空間, 若運用得當, 有時也能游刃有余。與其他地方實力派相比, 1935—1945年間的閻錫山與中共的關系最為密切而復雜, 既要合作對付共同的敵人, 又要謀求各自的生存和發展, 相互之間既有斗爭沖突, 亦有妥協利用。閻錫山與中共的互動關系, 可看作是閻錫山與毛澤東之間的博弈。但閻錫山與毛澤東的博弈并非兩人之間的對壘, 實際是多個對手之間的相互較量。最常見的是閻錫山、毛澤東、蔣介石與日本之間的互動。多方互動的格局, 其中一方的行為選擇常常導致多方的策略聯動。他們各自都隨著不斷變化的時空條件, 利用時局給他們提供的機會和限制, 觀察和分析各方的意圖和策略, 以調整和決定自己的應對之策, 力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試以閻錫山為主軸, 粗略描畫其與國、共、日三方的博弈, 嘗試從一個側面揭示中日戰爭大背景下中國政局的多元復雜面相。

      

       本文的資料來源, 中共方面主要利用《毛澤東年譜》;國民黨中央方面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閻錫山方面主要利用《徐永昌日記》。徐永昌自1931年秋至抗戰全面爆發前擔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當時閻錫山是太原綏靖公署主任, 下轄山西、綏遠兩省, 徐稱得上是山西的二號人物。抗戰全面爆發后不久, 徐轉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 但與山西各方人物仍有密切交往, 故其日記有大量閻錫山與山西省政內情的翔實記錄。相比之下, 閻錫山本人沒有留下類似的日記。徐永昌所記, 自然難免有立場局限, 但亦有冷眼旁觀的優勢, 是研究閻錫山的重要史料, 值得重視。


      

       1935年10月, 紅軍長征抵達陜北, 與山西僅一河 (黃河) 之隔。在此之前, 閻錫山對中共已有一定的認知和警覺。據徐永昌稱, 1934年秋冬以來, 閻錫山與他多次討論共黨問題。閻感慨地說:“我國科學落后, 對日則力不如人, 對俄則主義不如人。”但在徐永昌看來, “閻先生總是知顧慮而不注意處置, 甚至謂倡物產證券即所以徹底防共也”。其實閻錫山推行的“物產證券”不過是一種貨物本位制, 目的是抵制金銀貨幣, 混雜著某些空想社會主義的成分。閻錫山居然認為其“物產證券”可以“徹底防共”, 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在徐永昌看來, 閻錫山對共產黨既恐懼, 又不切實防范。而閻認為民眾絕對“傾向共黨而不向官方”, 防共的效果很少。1935年夏秋, 隨著中共勢力轉進陜北, 閻錫山才真正重視防共。8月12日, 閻錫山發表講話稱:“我昨天接到友人來的一封信, 他建議防共須全體動員, 即須思想防共, 民眾防共, 政治防共, 軍事防共, 一齊進行是也。這個建議, 實在是很對。蓋共產黨是挾思想、民眾、政治、武力, 而圖奪取政權者……故吾人亦必須拿上思想、民眾、政治、武力之全體力量, 始能抵抗共黨。”閻錫山的防共舉措, 主要有三:一是政治上提出“公道主義”成立“公道團”;二是經濟上實行“土地村公有”;三是民眾組織方面辦理“防共保衛團”。據徐永昌觀察, “閻先生對共黨問題之嚴重, 說的如矛之無堅不摧;說到土地公有、防共保衛團等, 又如盾之無銳不挫”。在徐看來, 防共首先靠軍隊, 而閻錫山并不重視軍隊的訓練, 認為如果政治上沒有對付共產黨的好對策, 軍隊訓練亦無益。針對中共的土地革命, 閻錫山認為, “防共只要分配土地, 共黨即無辦法”。也就是說, 閻錫山防共的重心不是放在軍事上, 而是放在政治上。徐永昌感慨地說:“蔣先生論剿共須七分政治, 閻先生以為必九分。”閻錫山比蔣介石更重視政治防共。

      

       當中共主力接近華北之際, 日本亦加速推進華北“自治”的步伐。早在1933年秋, 日本方面就開始派人做閻錫山的工作, 希望得到閻的協助, 被閻錫山“婉言謝之”。1934年春日本人更進一步拉攏閻, 希望閻出面“主持”華北。當時各方多疑閻錫山要勾結日本, 而徐永昌則以為“無論如何閻先生總不至于不愛國”。從徐永昌日記的種種記載看, 這一時期的閻錫山確似無意與日本妥協或勾結。閻錫山判斷, 日本的戰略假想敵是蘇聯。日本在對蘇聯開戰之前, 必先要控制中國東北與華北作為跳板, 故日本對華北懷有“必爭”的野心, “華北決難幸免”。當時日本在華武官確放出風聲, 稱日本為了進攻蘇聯而必先“安定”華北, 為此威脅閻錫山說, “今日華北, 閻先生如能領導之與日本謀妥協固甚佳, 否則日本亦自有辦法”。由于關東軍做成“滿洲國”而在日本國內地位驟高, 華北駐屯軍也想建立“華北國”而立功。閻錫山自然感受到來自日本方面的壓力。不過令徐永昌欣慰的是“閻先生始終取謹慎態度, 至可敬也”;徐還贊許閻“對日本之認識可謂十二分真確”。徐永昌擔心的是, 中共勢力進入陜北后, 山西將成“紅白夾擊”之局。閻也深感在“紅白夾擊”之間左右為難。在徐眼中, 閻錫山雖然“好譎好詭, 其愛國則不后于人”。

      

       除了來自中共與日本的威脅, 閻錫山與南京中央的關系亦十分微妙。閻每每嘆惜“中央對山西, 如繼母對子女”;同時又聲稱“蔣在今日惟懼閻一人耳”。據與閻錫山親近的人觀察, 閻錫山一直存有問鼎中央、“非拿到中國全權不可”的野心。徐永昌也認為“閻先生病在領袖欲過盛”。1935年6月中旬, 南京軍事委員會致電閻錫山, 謂日本人步步迫逼, 應如何應對, 請閻先生發表意見。閻錫山復電, 毫不客氣地指責南京中央, “歷述中央過去之失策, 義憤填膺, 以為今日玉碎無可碎, 瓦全不得全”。8月初, 張學良與兩廣相約, 試圖聯閻逼蔣下野, 許諾事成之后請閻到南京組織政府, 閻一度心動。不過, 10月下旬, 當蔣介石入晉訪閻, 閻明確表態拒絕參加華北“自治”運動, 應允赴南京參加國民黨大會, 并表示對華北愿負責處理, 以示共赴國難的決心。

      

       閻的表態, 使蔣介石感覺華北局勢有轉危為安的希望。蔣大為感動, 認為閻錫山“深明大義”。1936年1月, 蔣介石任命閻錫山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蔣寄望閻能幫他安定華北;閻也認識到僅靠自己的晉綏軍是無法對付日本與中共的, 必須借助蔣介石的中央軍。

      

       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后, 因當地自然條件不適宜發展, 非軍隊久駐之地, 必須繼續進行戰略轉移。中共擬定的戰略目標是“靠近外蒙”“打通蘇聯”。毛澤東認識到“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 文章不好做”, 唯一的出路是向東, 只有取閻錫山為對手, 向山西發展;山西的發展, 對陜北有極大幫助, 希望通過“東征”建立一塊根據地, 與陜北根據地連接, 也可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1936年2月18日, 毛澤東、彭德懷下達“東征”山西的作戰命令。“東征”前夕, 毛澤東寫下《沁園春·雪》:“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從詩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的自信與對中共革命前途的樂觀。

      

       值得注意的是, 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第一判斷是, 蔣介石與張學良合謀聯俄, 并驅使紅軍進入山西。而蔣介石的第一反應則是:中共入晉, 逼迫閻錫山反共, 不致與中共相妥協。閻錫山因為懷疑蔣介石、張學良串通中共對付自己, 故在與紅軍交戰初期, 徐永昌建議請蔣介石從河南調中央軍協助時, 閻錫山不愿意。當張學良主動來電“擬助晉剿共”時, “閻先生大怒, 以為必無好意”。不僅如此, 閻錫山還擔心河北宋哲元的部隊受日本指使, 借“剿共”的名義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來具有強烈的地方自保意識, 而此時所面臨的困境, 則不僅要剿共、防日, 還要防范蔣介石的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宋哲元的勢力進入其所統轄的山西和綏遠。尤其是對蔣介石的真實意圖把握不準, 閻既擔心蔣令他“聯共抗“軟來則忍耐;硬來則與拼”的對策。日”, 又擔心蔣“令我們去抗日, 他來剿共”。對中央軍的防范心理極為強烈。

      

       蔣介石判斷閻錫山不大可能與中共妥協, 也深知閻錫山對中央軍的防范心理, 故蔣雖準備了入晉部隊, 卻并不急于派兵主動援晉。直到3月初晉綏軍遭受中共重創之后, 蔣才令中央軍入晉助剿。蔣介石顯然很好地把握了中央軍入晉的時機, 知道只有在這種情況下, 閻錫山才會接受中央軍大規模開入。

      

       日本方面正極力推動華北五省 (冀、察、魯、晉、綏) 脫離南京中央政府, 故不愿任何外部勢力進入華北。無論是中共軍隊“東征”入晉, 還是國民黨中央軍“助剿”入晉, 日方均不樂見。不過正如蔣介石所預料的, 日方的威脅停留在口頭上, 不大可能真正出兵干涉。閻錫山顯然也洞悉日情, 對日方擬取了”, 故主張“追”, 將紅軍趕回陜北。

      

       由于中央軍優勢兵力的加入, 改變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 毛澤東、彭德懷于4月28日下令紅軍退出山西, 5月上旬, 紅軍全部返回陜北。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 閻錫山實現了“迫共西去”的戰略意圖;中共方面則未能達成“赤化山西、打通蘇聯”的戰略目標。中共方面認為此次“東征”的成果有二:一是政治上擴大了紅軍的影響;二是軍事上補充了新兵8000余人, 籌款30余萬, 消滅國軍7個團, 俘敵4000余人, 繳獲各種槍4000余支, 炮20余門。

      

       徐永昌對這次與紅軍交戰的總結值得注意。他分析雙方投入的兵力, 紅軍約2萬人, 而中央軍加晉綏軍共計不下15萬人, 而結果, 中共除損失劉志丹外, 可謂全勝而去。他感慨道:在陜西和山西的共軍不過2萬余, 我10多萬大軍無如之何, 還時遭其打擊與騷擾。假如這2萬余紅軍進入東北或朝鮮, 是否日本亦須動員15萬或20萬兵與之長期周旋, 或者只須三五萬軍隊即可將其消滅?若如前者, 則中國只要五六萬像紅軍那樣的軍隊即可對付日本;若如后者, 則國軍15萬尚敵不過共軍三五萬, 又如何能輕言抗日呢。所以我不消滅共軍不足言抗日, 而我不能消滅共軍亦不配言抗日。

      

       約半年后, 徐永昌再次感嘆:國軍由江西追剿共軍至湘、至黔、至滇、至川, 今由甘、陜入寧矣。如無新方策, 共軍勢必由綏而察、而冀、而魯豫、而蘇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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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江淮文史》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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