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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修例風暴與長治久安之道

          ——《亞洲周刊》專訪田飛龍之“十問十答”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335 次 更新時間:2019-07-07 09:30:28

          進入專題: 逃犯條例   香港   一國兩制   法治   暴力  

          田飛龍 (進入專欄)  

             采訪人:黃宇翔,《亞洲周刊》記者

             受訪人: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國法學會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                  

            

            

             1.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二十二周年,卻爆發了香港有數的大規模社會抗爭運動-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您認為這反映了香港哪方面的深層次問題?將來可以如何解決?

             答:反修例運動的規模和影響堪稱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其情勢類似2003年反23條立法,其方法類似2014年占中,但并不是前兩者的簡單拼合,而是回歸以來一系列矛盾沖突因素的加總,是一次總爆發。反修例只是導火索事件,其所引爆的是央港關系的深層次沖突。  

             這些深層次沖突問題至少包括:第一,香港回歸未經歷嚴謹的“去殖民化”,港英殖民史觀、殖民制度與殖民社會遺產基本得到延續甚至加強,這為回歸后的香港管治帶來嚴重的隱患;第二,中央管治在23條立法及國民教育上遭遇挫折,未能在國家安全和人心回歸層面取得突破;第三,香港社會的“地產霸權”與社會正義之間的沖突日益凸顯,中央難以深入管治調整,特區政府多面受限,調控不力,逐步累積成社會多層面沖突;第四,外部勢力尤其是美國持續干預香港,以“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對香港的本土化運動推波助瀾;第五,香港的行政主導面臨“四座大山”即立法會拉布、能動主義司法復核、保守不合作的公務員體系以及不斷激進化的社會運動,管治政策難以創新進步;第六,中央治港始終面臨“人心未回歸”及“管治權不落地”的雙重困境,受制于“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設下的制度限制,難以動態有效地推動香港管治進步。  

             事實上,面對上述困境,十八大以來中央已有所調整,試圖建立一種符合“一國兩制”但適當偏向“一國”主權秩序的新管治模式,尋求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這一新管治建立在三份關鍵性的中央政策性文件基礎上:其一,2014年治港白皮書;其二,2017年習近平香港回歸“七一講話”;其三,2017年十九大報告港澳專章。循此思路,2019年初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提供了較為周全的政治經濟框架。然而,反修例運動對新管治及大灣區規劃顯示出一種拉開距離的不信任立場,可能遲滯對沖中央對香港融入發展的政策調控進程及效果。        

             由于中央對港管治權相對外部化,尊重特區高度自治,而特區政府經歷此次反修例運動又權威受損,未來香港道路更多依靠香港社會的自我反思與調整,有可能是“蘇州過后無艇搭”,但中央在新管治中形成的依法治理和有序融合的基本框架不會改變,政策通道依然開放。      

            

             2. 您認為這次反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展現了怎樣的陸港價值矛盾,這種矛盾有哪些歷史以及國際關系脈絡?

             答:陸港矛盾是“一國兩制”框架下新舊矛盾沖突的匯集整合,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其一,政治上,香港反對派對內地體制與法治難以建立信任,對內地發展前途及對香港的整合前景抱持一種深刻的懷疑及憂慮;其二,經濟上,內地更加開放發展尤其是深圳等先進經濟城市的崛起,與香港構成嚴格的競爭關系,且呈現出香港優勢不斷下行的態勢;其三,在普選與國家安全的議題關系上,香港主張普選優先,國家主張國家安全優先,此次修例爭議是循此矛盾的一種變相折射;其四,香港普通法與內地大陸法的法律體系差異也加劇了這種矛盾性;其五,香港歷史人口的內地淵源及其政治經歷對陸港矛盾也有放大效應。      

                從歷史因素看,香港的殖民史經歷、難民社會定位、與內地復雜的政治經濟互動關系以及回歸后多次政治沖突的疊加,共同構成陸港矛盾的復雜化圖景。從國際關系因素來看,美國1992年制定《香港政策法》接替英國干預責任以及英國彭定康總督任期內的“帝國撤退安排”,造成香港回歸后與內地互動整合的結構性障礙。從本次修例爭議中美國的全力支持和策動來看,美國對港影響力甚至達到了某種“影子管治權”的程度,對此不得不引起中央的國家安全關切。

                

             3.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期間,臺灣當局一直對條例修訂不支持,您認為除了「逃犯條例修訂」以外,臺、港之間有沒有可能以其他方法處理「陳同佳案」(潘曉穎命案)」?

             答:臺灣不支持修例的主要原因不是法律層面的,而是政治層面的,不愿意接受香港以“一國兩制”框架及“中國其他地區”條款方式解決移交問題。  

             從純粹法律技術角度而言,通過修例確立“個案移交”制度是最合理的選擇。除此之外,港臺之間亦可按照香港《逃犯條例》之“舊例”由立法會以專案附屬立法的方式通過移交決定,但這種方式容易政治化及耗時較長,不利于逃犯的及時移交與審判定罪。香港特區政府的修例動機是單純法律的,但在修例爭議過程中被包括臺灣在內的多方利益相關者“過度政治化”了。

             此次修例未成對臺灣也會是一個隱患,因為今后若再發生類似殺人案件,香港向臺灣的“個案移交”依舊缺乏有效法律制度基礎而難以開展,臺灣的刑事司法正義將遭受損害,民眾安全及正義訴求恐得不到有力保障。  

            

             4.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風波,您認為在臺灣造成怎樣的波瀾?對明年初的臺灣總統選舉有怎樣的影響?

             答:反修例運動對臺灣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臺灣是否接受香港以“中國其他地區”的表述方式加以憲制性定位及開展逃犯移交司法實踐,這從根本上涉及臺灣是否接受“一國兩制”的憲制前提問題,這在島內是最為敏感和爭議性的議題;第二,臺灣是否接受未來統一之后類似香港的地位以及與內地的關系模式,所謂“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到底是一個貶義詞還是褒義詞,這涉及到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具體內容的想象及共識。無論是“一國”前提還是“一國兩制”方案的具體想象,都嵌入了臺灣政治論辯與選舉過程的核心地帶,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臺灣選舉的具體影響還需要觀察和評估此次修例風波如何平息及后續影響,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可能對藍營有所不利,對“一國兩制”在臺形象及影響力有進一步拉低的效應。正因為修例爭議與選舉關聯,民進黨當局才一味無條件支持香港反對派,臺灣獨派團體甚至實質性、深度化參與了這一社會運動過程。

            

             5.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一系列事件,在臺灣形成選舉的焦點,現任總統蔡英文因此聲勢上漲,在部份民調中更領先郭臺銘與柯文哲,您認為香港的事件會否有「漣漪效應」,帶動綠營的選情?

             答:短期來看,蔡英文政府成功操作臺灣民意,從香港事件中撈取政治資本,制造和放大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社會恐懼意識,并帶來其政治民調的暫時性上揚及領先。

             但這種短期刺激很難形成所謂的“漣漪效應”,主要理由是:其一,兩岸人民來往與經貿交流在民進黨“離岸替代”政策下仍然在發展進步,大陸惠臺系列政策效應正在擴散,這一積極取向并非香港修例事件所能結構性抵消;其二,臺灣民眾在香港事件平息后會逐步回歸平和理性,嚴肅檢討民進黨政府執政錯失,對未來政治發展方向給出相對理性的選擇,蔡英文當局的迷惑扭曲之風云會漸趨消散;其三,隨著綠營在香港事件上惡劣操作技巧的逐步曝光,臺灣民眾會日益反感其政治操作和愚弄,從而產生一種“回火”效應,可能造成對民進黨的反向沖擊;其四,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在此次修例風波中的處理方式合理合法,從危情中尋求到法治鞏固和人心撫慰的契機,民進黨希望的持續對抗和持續的政治“抽水”難以維續。      

            

             6. 藍營的郭臺銘在這次事件當中,亦喊出了「反送中、反旺中」的口號,反逃犯條例修訂似乎使臺灣藍營也需要和逃犯條例修訂切割,您認為這次事件會怎樣影響到藍營以及臺灣人民對中國的認同?

             答:郭臺銘是商人,也是政客型人物,其在島內一邊倒名義下的選舉語言需要辯證地看待:其一,為了選舉成功,講一些出格、趨同的話是常態表現,甚至韓國瑜也表達過反對“一國兩制”的立場,對此還是要長期觀察和評估;其二,臺灣島內政治人物從整體來看,盡管有內部分歧,也有其“臺灣本位”的理念一致性,也不能排除郭臺銘是在表達某種內在的政治認可,比如島內長期有國民黨“獨臺”而民進黨“臺獨”的說法,有一定道理。  

                總體上,此次事件對藍營及臺灣人的中國認同會有暫時性的負面影響,因為它放大了“兩制”的價值和認同鴻溝,激起了港臺對內地體制與法治的共同恐懼和不信任。但長期來看,隨著中國全面依法治國及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發展,這些來自政客、外部勢力、社會運動及信息不對稱諸多因素的片面認知和負面情緒會逐步得到消解。當然,這也可反向構成中國治理現代化和法治改革的“壓力變動力”機制。  

            

             7. 香港「一國兩制」模式一直被視為未來解決臺灣問題的「藍本」,您認為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的風波,會怎樣影響「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探索和推進?

             答:“一國兩制”本質上是一種處理和協調一國主權秩序內多元治理體系的憲制科學方法論,在古典時代就有帝國框架下的“一國多制”淵源,這在中國和西方皆然。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將這種傳統智慧與共產黨人的歷史辯證法及世界體系中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元體系特征相結合,創造性提出并在港澳首先實踐了這一憲制構想,取得了基本面的成功,盡管挑戰也不少。“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的唯一路徑,是善意與創意的理性結合,臺灣各界應當有一種積極的內部性理解和理性化的探討。      

             港澳經驗尤其是香港經驗最值得臺灣思考和參照,但這并不意味著照搬香港經驗,因為臺灣問題更復雜、更有國際政治關聯性以及島內政治體量和力量的多層次性。習近平年初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及兩岸民主政治協商的操作辦法,是實質推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理性務實之舉,也是政治善意的釋放。但民進黨甚至國民黨并未真正嚴肅認真對待,兩岸永久和平及統一的歷史機遇仍在錯失之中。  

             修例風波會短暫累及臺灣人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認知、判斷和信任,但不會阻止真正理性和愛國的臺灣民眾以大歷史眼光和民族復興責任倫理來看待和回應習近平主席的“和平統一”民主協商要約,會逐步做出調整和轉變,帶動臺灣民意回轉。  

            

             8.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折射出了,香港人民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至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您認為長遠而言,應如何重拾雙方互信。

          答:不信任源于不理解,源于價值觀、生活方式及教育體系的長期相互隔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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