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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小立:民初舊派學者提升“史”的努力

    ——以江瑔和劉咸炘的原儒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83 次 更新時間:2019-07-11 13:35:45

    進入專題: 史學   新史學   互見說  

    尤小立 (進入專欄)  

      

       [摘 要] 清季民初,諸子學興起的同時,“史”的地位也被提升。舊派學者如江瑔、劉咸炘等提升“史”地位的是從原儒開始的,其表現便是抑儒而揚道,揚道的同時,“史”亦變得至高無上。他們揚道、“史”的目的是重建一個人文傳統,進而影響道德人心,以抵御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的侵襲,同時亦是為了反對康有為等人推動的儒學宗教化。但他們揚“道”、“史”的路徑卻是還原歷史,這種以“求真”來“求善”的方式最終事與愿違,反而動搖了傳統的神圣性,從而與新派一起解構了傳統學術,亦使之走向了現代。

      

       [關鍵詞] 民國初年 原儒 互見說 由一而多 舍經言史

      

       清季民初,面對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沖擊,以及康有為等對儒學宗教化的鼓吹,舊派學者往往以衛護中華文化人文性傳統為己任,其表現便是以提升上古“史”的地位來重新確立一個學術新傳統,以此作為社會信仰和道德的基礎。而“史”的地位提升又本著沖破儒家獨尊的意識,這個意識與衛護傳統的人文性混同在一起,凸顯出既傳統,又現代的特色,形成了不同于傳統舊派以及新派主張的第三種重構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

      

       江瑔(1888-1917),廣東湛江人,系南社社員,早年參加同盟會,是晚清革命黨的成員之一,然其學問偏舊,所論除偶涉西洋學術外,基本在傳統學問之中。劉咸炘(1896-1932),四川成都人,其學問也不新,在同代人中,他是少有的執著于從舊學中尋求新徑的一位。他們兩位的相同之處是,均學承三代,且都在努力提升“史”的原始地位。[①]

      

    一、互見說:解構儒家“一尊”地位


       1937年1月,陳鐘凡在《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中說:“通論諸子之書,始于江瑔之《諸子卮言》”。[②]《讀子卮言》1917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隨后出版的幾種諸子學研究著作,或受其影響,或直接引用其內容。[③] 其中章節也被選入一些“國學”選本。[④] 而舊派如鐘泰,新派如錢穆、朱謙之等,則加以引用或評論。1947年張舜徽在《初學求書簡目》中將《讀子卮言》列為習子入門的第一書,認為“此皆通論諸子之書,有論說,有考證,初學涉覽及之,可以諸子源流得失、學說宗旨,憭然于心,而后有以辨其高下真偽”。[⑤]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也曾出注云:“參看江瑔:《讀子卮言》”,[⑥] 說明他也關注過此書。

      

       像晚清時劉師培、章太炎一樣,江瑔解構儒教的“一尊”地位亦是從原儒開始,且與其張史、揚道相呼應。不過,作為舊派,即便是抑儒揚道也不會像新派訴諸于直接的批判,江瑔即明確說:“余固素尊孔子,深惡夫王充、劉知幾諸人肆然為《問孔》、《疑經》之篇者也”。[⑦] 但民國以降,特別是1915年9月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對孔儒“定于一尊”的批評,也讓舊派不能不有所回應和變化,只不過這種變化并非張揚而主要是內在的。由于江瑔有革命黨人身份,他不可能認同康有為“訂孔教為國教”的鼓吹;作為舊派,他也不可能跟從新派,而面對傳統受到批判的現實又必須有所回應。

      

       因此,“尊孔子”是一義,而不再認定孔儒的“一尊”地位又是另一義。不直接反孔儒是不愿與新派同臺,而不取“定于一尊”的孔儒,則是在認定史實的基礎上的一種反應。所以在上述“素尊孔子”的聲言后,江瑔又引用汪中和紀昀的話說:“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子思、孟子,后來論定為圣賢耳,其在當時固亦荀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⑧] 這是說,歷史地看孔子,孔子不過是春秋時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歷史地看子思、孟軻,也只是荀卿的同儕而已。所以他強調:“然與其徒尊孔子而不明孔子之學,何如明孔子之學而道益尊善乎!”[⑨]

      

       以歷史的方式原儒,涉及上古學術譜系的重構。在江瑔看來,劉、班之失在于論九流而未溯源,而欲補其不足,就需要上溯到巫史時代。而巫與史之別,則依據《說文》所說“記人事曰史”,及伏勝撰、鄭玄注《尚書大傳》“事鬼神曰巫”。這是因為“知鬼神之事眇漠無憑,不如人事之為重,于是史盛而巫衰,一切官職均以史為之”。他又從文字訓詁上考證說:“官亦謂之吏,‘吏’字從‘史’。有官必有所司之事,‘事’字亦從‘史’。蓋古人殆以史為百官之總稱,‘史’以外無官之可言也。”不過,從歷史發展看,巫、史并存逐漸為史盛而巫衰所替代。“洎于周末,而巫之道亦幾乎息矣。然在后世雖史盛而巫衰,而在古代則并無所軒輊,后代學派萬千,咸從茲二者出焉”。[⑩]

      

       如果說,巫、史是學術之源的話,那么對后世的影響則體現在探索“官守”淵源和學術傳承上。就諸子起源看,江瑔持“官守說”,故有“百家之學莫不有史官在其中”之論。對應巫史傳統的論述則有:“蓋上古設官最簡,惟有巫、史二官,各掌其學,為天下萬世學術之所從出。惟始則巫、史并重,繼則史盛而巫衰,終則史官且奪巫之席,故傳巫之學者不足與史敵。降及后代,史職益重,巫道益微,百官庶職皆史掌之,巫之所司不逮萬一。惟政事日繁,而設官亦因以日多,雖名目紛歧,實皆由史氏遞變而來。然則謂諸子百家之學盡出于史官非誣語也。”[11] 這是從官守的淵源上言。

      

       從學術傳承上看, “六經皆史”說是江瑔最主要的理論資源和動力。他說:“‘六經皆史’之說,李卓吾、章實齋、龔定庵(原文有誤——引者)諸人皆堅持之,顛撲而不可移”。從方法論上,他亦承章學誠《校讎通義》。如他以為章氏“敘錄藝文當有互見之例,為校讎家不刊之名言”,說“古人之學派及劉、班之所錄,究以書分,非以人分。一人可著數書,數書可入數家,即一人可以兼數家之學”,“故須彼此互見也”。[12]

      

       “互見”說的初衷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諸子,但實際的操作,卻處處體現出對儒家獨尊地位的解構。因為“互見”本身就在放低孔儒百家之上至尊的地位,它一旦運用到學術傳承的探討上,儒及儒家便不再是漢代以降“定于一尊”的儒家,而回復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之一。

      

    二、由一而多:江瑔的諸子發生學


       在江瑔的原儒說中,“互見”表現在對于諸子與儒家關系的認知上。他的諸子發生學,簡言之,便是由一而多。諸子百家的源頭只有“一”,都是從此“一”中逐漸分化、衍生出來,然后形成“多”。這個“一”又有幾個層級,第一級是“巫史”,其次是道家,再次是老子,至于儒與儒家則是道家分化衍生的產物之一,是“多”的一種,且在漢代以前從未有過一統之勢。

      

       江瑔說:“諸子百家莫不淵源于史”。但巫、史既然有鬼神、人事和虛、實之別,那么所傳之諸子必然也有所不同。“后世之學術有純出于史者,有純出于巫者,有兼出于巫、史者,所出不同,故其學亦各異”。在江瑔看來,它們分成了兩個支系。儒、道、法、名、縱橫、雜、農和小說家,“皆純出于史者也。”這是一支;另一支若陰陽、墨和兵家,“皆兼出于巫、史者也。”而“若數術、方技二略所錄,則純出于巫者也。純出于巫,則其言虛;純出于史,則其言實;兼出于巫、史,則其言亦虛實相參。”[13]

      

       既然道家與儒家均兼巫、史,就涉及到兩家的關系和先后的秩序。在江瑔“由一而多”的譜系中,史官之下即是道家,這看起來似乎是受到《漢書·藝文志》啟發,因為他說“班志所以獨舉道家出于史官者,意者班氏之意以道家之興為最早,而遠在諸家之前,故特舉道家以賅其余耶?”[14] 但實際上,江瑔揚道的力度遠超《漢志》。他不僅說“諸子之學,道家為最早,自黃帝以迄周初,諸子未興,只有道家一家之學”,[15] 且認定道家學說就是上古三代的治國之術。

      

       江瑔將諸子之源上推到黃帝,說“黃帝固為道家之始祖”。因黃帝之時設史官,故有道家。他說:“然則春秋、戰國以前,學在官而不在民,自史官失守,而百家之學即聯鑣而齊起、并轡而交馳乎?非也,其起也有先后焉,有程序焉,有遞嬗相生之道焉。蓋言其末流,早并轡聯鑣,各不相謀,而溯其初起之源,則實統于一。一者何?即道家是也。”[16]因為有此史官的設立,道家這個“一”又衍生出集道家大成的“一”——老子。他指出:“上古三代之世,學在官而不在民,……惟老子世為史官,得以掌數千年學庫之管錀,而司其啟閉。故老子一出,遂盡洩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學者宗之,天下風靡,道家之學遂普及于民間。然是時諸家之學尚未興也。道家之徒既眾,遂分途而趨,各得其師之一耑,演而為諸家之學,而九流之名以興焉。”[17]在他看來,“道家之學,無所不賅,徹上徹下,亦實亦虛,學之者不得其全,遂分為數派。……得道家之踐實一派者,為儒家”。[18] 這也是江瑔的上古中國學術譜系中儒及儒家最主要的源頭。

      

       江瑔并未認真區分儒與儒家,而是將二者視作一個整體。他認同《漢志》儒出于司徒之官的說法,但又改寫《周禮》鄭玄注,把“儒”直接認定為“保氏”。他說:“保氏亦掌以六藝教國子。然‘六藝’者,古人之史也。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韓宣子聘魯,于魯太史亦見《易象》、《春秋》,是六藝為史氏之所掌,則保氏亦出于史官者矣。”[19] 而儒具體所掌之“《六弢》,系曰‘周史’”。[20]江瑔又說:“儒家之學,既云‘出于司徒之官’,必淵源于保氏。……是則儒家之得名雖出于保氏,而實由于六藝。無六藝則儒家之名無由成,舍六藝而稱儒家,非真儒家也。”[21]不過,在“六藝”與保氏關系上,江瑔凸顯的是“史”的作用,正是由“史”將“六藝”與保氏勾連在一起的。因為作為保氏的儒出自于史官,而最早的史官即道家,道家集大成的是老子,這樣,江瑔就建構起了一個不同于劉、班的以儒家為首,而是以“史”為核心,以道家為宗的新的學術譜系。

      

       江瑔在闡述劉、班“既立《六藝略》,復列儒家于《諸子略》之中,所謂儒家者,蓋皆傳述六藝之學者也。二子之意,大氐以為立六藝為一略,所以尊孔子;列儒家于諸子,所以析派別,其為意最深遠”時,雖說“其例殊未可通也”,但“其為意最深遠”或更值得注意。因為他自己也正是通過將儒家列于諸子之中而努力消解儒家的“一尊”傳統。

      

    儒家所本之“六藝”,在江瑔看來,既然是“古人之史”,那么,“六經為古代教人之具,只稱‘六藝’,不稱‘六經’。……班氏撰《藝文志》,所云‘藝’者亦指六經言之也。”[22] 這種對“經”神圣性的化解,針對的自然是晚清今文家,正是后者認定孔子作六經。更直接的批評還有:六藝“既入于道家,則以己之箸書專號以名之,故稱曰六經。及孔子從老子傳其業,更從而刪訂修纂以行于世。孔門之徒溯源尋委,故復起六經之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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