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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茅海建:中國近代政治史面對的挑戰及其思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42 次 更新時間:2019-07-31 10:57:14

          進入專題: 中國近代史   政治史研究  

          茅海建 (進入專欄)  

            

             [摘要]本文是作者依據其多年的治學經驗,對于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學術路徑及其發展方向所做的思考。在中國近代史學界,長期以來,政治史研究所強調的“變”與社會史研究所強調的“不變”,這兩種主旨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隔閡,由此也影響到各自的視野與學術進展。因此,必須形成政治史與社會史、文化史之間的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思考,才能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所推進。與此同時,政治史研究還必須吸收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各領域的養分,并且參考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學界新思潮,從而使得歷史學家的歷史描寫更接近事實。

            

             [關鍵詞]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挑戰;反思

            

             首先我必須說明,我在這里不是發表一篇論文,也不是一種成熟的思想。而是這幾年來自己的一種感覺,一種初步的認識。

            

             當決定召開北京論壇時,談到了這個分會的議題,我給羅志田教授打電話,請問會議的主題。我最初提出的設想被他否決了,認為過于直白。經過了幾個反復后,他提出了這么一個主題:“近代中國社會的轉變:表象的與實質的”。我也將這一主題向牛大勇教授請問,牛教授也表示了支持。于是,有了這么一個會議的主題。

            

             這個主題的基本意思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強調的一直是變化,日新月異;而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結果卻經常地說明,中國近代社會沒有太大的變化,有些變化只是一種表象,而不是實質。這兩方面的研究結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說兩個國家。結果是各開各的會,各說各的話,學術上自成體系。能不能將兩方面的學者請來,共同討論一下,中國社會經過百年革命之后,到底有沒有變化?如果有變化,是表象的還是實質的?由此引出更深一層的思考是,中國的政治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中國社會?中國社會的各種因素對政治革命的制約力究竟在哪里?

            

             以上是我對會議主題的簡述,凡是正確的地方,當屬于羅教授、牛教授和其他北大的教授,凡是錯誤的地方,則屬于我的理解不確。

            

             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最初表現為政治史。其基本觀點雖然千種萬樣,但基本主旨是相同的。用不那么嚴謹的言詞來說,可以得出兩句話。其一是“西方是方向,日本是榜樣”;另一句話是“西方是方向,俄國是榜樣”。

            

             我自己就是研究政治史的,在我長久的研究中,取向的標準也是明確的,即進步。中國近代獲得進步的源泉是:一、政治上的改革與革命,以歐洲文藝復興之后的道路為正途,以英國與法國為標準。二、生產技術上的進步帶來的社會變化,以歐洲工業革命之后的道路為正途,以紡織業、鐵路、輪船和冶金業為關注點。由此,政治史的描述非常注意中國出現的西方式的變化,也相當關注近代工業和運輸業。由此,在政治史的描述中形成了一個基本的邏輯:凡是主張在中國進行西方式的變革即是正確的,凡是反對這類變革、或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或不予以積極支持的,都是錯誤的;凡是在中國經營近代工業、近代運輸業、近代金融業的即是正確的,凡是與此相對立、或不相容、或僅是相異的行業或經營方式,都是應當消亡的。由此,在政治史的描寫中,標準如此確定下的歌頌與批判,線條十分清晰明確,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分明。

            

             如果從這一思想追下去,可以看到“進化論”的巨大影響,“優勝劣汰”的法則使得這一古老的國家感到了真正的威脅;追求社會進步,建設現代國家,又成了歷史學家心中的追求。歷史學家(主要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的研究者)的筆端由此而從艱澀變得流利起來,歷史學家的著作由此而變成了心中追求下的歷史描寫。

            

             我一直到現在還認為,以上我說的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的取向,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實際上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在堅持這一取向;但是,需要思考的是,在我們的研究中,是否過多地敘述了這一類西式的變化。當我們的眼睛關注于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人群、不到國土萬分之一的土地上的一些新變化,而為這些變化不斷重復地、幾乎是喋喋不休地言說時,是否對更大的部分有所忽略?也就是說,中國近現代政治史是否只描寫了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么全面?

            

             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的這一標準也極大地影響了其他研究領域,在很長的時間中,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文化史等領域的基本框架是由政治史來建立的。這不僅是這些領域使用了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的分析體系和言說詞語,還表現為在許多時候這類研究也為政治史的結論,提供了證據甚至是證明。我過去服務的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位老資格的研究員劉志琴先生主持了一項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共三卷,很有意思的,當她問我的看法時,我開玩笑地說“完全是以夷變夏的歷史”。

            

             由此來反觀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與政治史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很大部分是由傅衣凌、梁方仲先生留下的團隊進行的,而日本進行的研究為世界所矚目。我在讀他們的著作時,經常會有一些反省。他們的關注點與政治史是那么的不同,其一是社會中下層,其二是中國社會那些不變的因素。材料的不足使他們走向田野,大量地補充了文獻,展示了過去被忽略的方方面面。社會史與政治史之間的視野與方法的不同之處,無需我在此繞舌;而需要說明的是,雙方的結論又有著很大的不同:政治史描述了日新月異的百年革命,在西方新思想、新技術導入后中國城市、教育、學術、工業、金融業等等方面的“現代化”;而社會史著作描述的卻是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的千年不變,在中國近現代出現的所有新事物中,社會史學家們都指出了其內在的或背后的傳統因素,甚至指明了傳統因素所起的主導作用。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讓人感受到,當今的中國與明清之際沒有太大的差別。

            

             社會史對政治史提出的挑戰,已經持續了許多年,回避與漠視不應該是中國近代政治史學者的態度。

            

             我作為政治史的研究者,當然知道社會史也有其缺陷。他們揭示的許多傳統因素不是一眼可明的,而是他們辛辛苦苦地找出來的。他們也有可能是只注意了一部分中國,也有可能不是那么全面。由此提出的“近代中國社會的轉變:表象的與實質的”這一主題,正是為了集中地思考:一、中國社會變了沒有?二、哪些變了,哪些沒有變?三、變化的那一部分究竟是一種表象的還是一種實質的變化?

            

             如果說政治史描寫的是變的部分,社會史描寫的是不變的部分,那么,簡單思考似又可以得出明快的結論來,兩者的相加就成了完整。但兩部分的研究者都知道,事情決不可能像一加一那么簡單。

            

             對于社會史,作為外行,我當然說不出什么來。但對于政治史,我想,本國的近現代政治史很大程度上還不完全是人文意義上的歷史學,稍多一些社會科學意義上的政治學。在這里面歷史學與政治學是難解難分的,純粹歷史學意義上的中國近現代政治史是沒有可能存活的。在歷史敘述中,很難說作者沒有政治上的取向。事實上,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政治態度。這也是正常的。但需要思考的是,這一類歷史著作中是否需要更多一點的人文精神,更多一點的歷史主義?也就是說,更加側重于歷史過程的敘說。歷史學家在敘說歷史過程時同時會表白作者政治見解,這似為不可避免,但他們可以不必要用歷史過程的敘說,來證明作者政治見解。這恰是政治史與政治學之間的區別。

            

             我還想,作為政治史學者,不僅要注意上層,也要注意吸取社會史的養分,關注于下層。而這種關注并不意味著可以用下層活動作為上層行動的注腳,也不意味去尋找那種直接的互動關系;上層與下層的不溝通、分離甚至背道而馳,很可能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中的常態。對于社會史所描寫的不變的部分,更需要政治史學者進行重點的思考。而這種思考不意味著用政治史的方法,來證明或證偽社會史的結論,也不意味直接用社會史的研究結論來填補政治史空白;這兩個學科的不同結論,不一定要統一,也沒有必要去統一。也就是說,不是刻意去證明什么,而是發現史實,描述過程;不是勉強去統一看法,而是換位思考,自識其短處。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樣的討論不可能得出結論,似乎也并不需要任何結論,需要的只是一種政治史與社會史之間的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思考。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我所談到的政治史與社會史之間的差別,是為了解釋現象而用的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學術上的分野并沒有我說得那么明顯。在今天,政治史學者與社會史學者在學術視野與方法論上經常是互相借用、互相滲透的。

            

             然而,政治史面對的挑戰并沒有結束。政治史與社會史之間還是有可能互相溝通的,因為這里面的大多數歷史學家還是主張變的,即主張向西方方向的社會變化;他們之間最主要的區別在于,政治史學者更多強調政治行動改變社會的主導作用,社會史學者更多注意社會本身結構的重要性,以及對政治行動的作用與反作用。亞洲近代的歷史,尤其是東亞的歷史,“現代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而這種現代化中的最大部分是西方化。對此,社會史學家大多沒有提出相反的意見。

            

             更大的挑戰來自于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他們的最舊也最新貢獻中一個重要結論是,中國就是中國,沒有必要去往西方的方向上“變”,如果有變化,也只能是在中國文化本身軌道上的變化,西方的因素不可能變為主體;中國文化沒有必要變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能變成西方文化。文化史學者的這種結論有著社會史研究的貢獻,同時也參考了政治史研究。從這類結論的源頭來說,有的來源于中國傳統思想,有的來源于西方的后現代主義。前現代與后現代在方法上的不同,不影響得出相類似的結論,盡管這些結論的內部有著根本上的差別。

            

             政治史學者面對的正是這樣根本性的沖擊,因為不再是像社會史學者提出的“沒有太大的變化”,而是更進一步地提出“沒有太大的必要去變化”。許多文化史學者主張“保守”主義,反對“進步”主義。

            

             政治史學者如何來應對這樣的挑戰呢?我不知道別人的情況,但老實說,我還沒有做好準備。

            

             我在北京大學這一中國西方化標志性的文化部門上課時,睜開眼睛所見到的一切物質層面的東西,都是西式的,而看不到中國的傳統,包括房子、課室、電腦、桌子等等的一切;但當我閉上了眼睛時,內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又都是中國的,一點也不西方。這是觀念層面的東西。我們所有的社會變化,都是在我們自己的觀念指導下進行的;我們的觀念大多是中國的,相當部分是中國傳統的;那么,我們的社會變化又是怎樣地一次又一次地離開了自己的觀念,變成“西方”模式的“現代化”的呢?對此,我雖有一些感覺,但還不能描述之。

            

             〔作者簡介〕茅海建,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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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川先生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中國近現代史
          本文鏈接:http://www.m8763.com/data/117502.html
          文章來源:《史林》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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