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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潘維: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冰凍和平之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92 次 更新時間:2019-07-31 15:25:34

          進入專題: 中美貿易戰  

          潘維 (進入專欄)  

            

             在21世紀第一個二十年行將結束時,國際關系呈現出美中嚴重對峙的新局面。如何理解美中對峙,理解這個新的世界大局?

             用歷史的眼光看現在,是理解現在的普遍和有效辦法。但歷史眼光有方法論問題,歷史不重復,太陽下每天都發生新鮮事。21世紀的國際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理論為理解過去和現在提供了大多數概念,援引各種現成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是辦法。盡管社科理論對未來的預見力并無根據,但理論翻新,為新事提供包含舊事的新解,能促進知識進步。

             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什么,有什么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戰爭與和平;能解釋戰爭的原因與和平的條件。

             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認為,破解戰爭與和平的密碼藏在國際“結構”里。國際結構即大國相對實力的狀態。主要大國間相對實力的變遷塑造結構變遷,結構變遷塑造戰爭與和平。

             現實主義理論把自己溯源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是古希臘雅典城邦的修昔底德。書成時,2400年前的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還正在進行。該書主要敘述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的利益沖突,但其中有句近乎常識的判斷:戰爭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巴達對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懼。現實主義理論之源就是這一句話。

             在抵抗波斯侵略希臘的戰爭中,雅典一舉上升為主力。驕傲的雅典在戰后大力對外擴張,壓迫其他城邦繳納保護費。由于斯巴達強大,與雅典一樣是希臘城邦效法的典范,所以是雅典擴張的障礙,雅典采取了敵視斯巴達的政策。修昔底德不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雙方都是輸家,出兵幫助斯巴達、給雅典最后一擊的波斯也是輸家;贏家是半島北方名不見經傳的“馬其頓”。

             實力對比變化的“結構”能解釋“誤判”?雅典能否與斯巴達合作,讓兩匹馬共同拉動希臘城邦世界?因“恐懼”而發動戰爭的斯巴達一定要恐懼、必須發動戰爭?

             國際結構的變遷取決于國內狀況。外部壓力可能促使國家衰弱,也可能促進國家強大;缺乏外部壓力的效果也一樣。核武器本身不是結構,卻塑造“結構”。核武器是否改變了戰爭的原因與和平的條件,甚至改變了戰爭與和平的定義?

             國際關系理論不只有“結構現實主義”。但“其他”理論大體屬于唯心的“理想主義”,不強調物質實力,也不強調戰爭,主要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達70多年的和平。有的理論強調“觀念”塑造國家利益,強調“觀念”實力的分布,演變成今天的“軟實力”概念及“講好中國故事”;有的強調以“自由市場觀念”為基石的“國際機制”導致和平;有的強調全球經濟分工導致合作與和平;還有的強調“政治文化”,即各國不同政體及文化傳承導致戰爭與和平,如中華文化偏好和平、美國文化偏好戰爭,自由民主制導致和平、其他制度導致戰爭。還有強調性別的,稱女性領導外交國防導致和平,男性導致戰爭。

             然而,迄今為止,各大國都注重物質實力對比和更先進的武器,關注核武器及其擴散,關注影響實力對比的結盟交友。地緣政治研究顯然還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功。

             翻新現有的理論,有助于理解美中對峙的國際新態勢。

            

             一、不變的國家:國際關系的主體

             自美中對峙開始,以往半個世紀里被津津樂道,幾乎被提升為“國際體系單元”的跨國公司、國際NGO、官方和非官方的國際組織,全都黯然失色。國家(nation,加“民族”二字,譯作“民族國家”,是蛇足),特別是大國、超級大國,還是組成國際關系的主體,中小國家是大國結盟交友的對象,這個判斷已經熬過了半個世紀的挑戰。

             與21世紀之前相比,國家有什么變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變成了“大國”甚至“超級大國”間的事。傳統的歐洲列強和亞洲的日本變成了“中等國家”。春秋末的吳越爭霸曾震動中原。但僅半個世紀后,起初有數百成千城邦/國家的“春秋”時代就被僅有7大國的“戰國”時代終結。吞并了吳國的越國被楚國吞并,什么“震動”都沒有。

             土耳其的搖擺,南亞的印巴對峙,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中東的對抗,并非文明的沖突,而是域外大國地緣政策的結果。

             現實主義強調地緣政治,即強調地理條件的結盟交友政治,以改變大國間的實力對比。然而,從根本上說,是大國間相對實力的增減塑造了結盟交友狀態的變化。

             若形不成統一的對外政策,區域經濟共同體無力構成國際體系的單元。這些區域經濟共同體有大有小,大中套小。其內部關系各自不同,有的緊密、有的松散,不過這些僅能反映經濟聯系的松散或緊密,無力形成穩定的、統一對外政策。

             因為協調對外政策,東盟引人矚目。但在大國對峙的撕扯下,東盟對外政策協調很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種經濟共同體沒有明顯進步,因為被各種外部勢力任意撕扯。南美洲的經濟共同體能否進步到歐盟的程度?共同的語言和宗教,以及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均衡性,如人均GDP都在1萬美元上下,似乎意味著統一對外政策的巨大潛力和希望。但南美洲與美國近在咫尺,很難辦成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事。

             歐盟是另類。那個超國家的奇特結構遠遠超出了“經濟共同體”范疇,經常制定統一的對外政策,成為當今國際關系里舉足輕重的一方,難以預料的因素不定哪天就刺激出一個近5億人口的“歐羅巴合眾國”。然而,正如比利時的政治被荷蘭語區和法語區撕裂,布魯塞爾的權力不在布魯塞爾。不僅柏林和巴黎在對外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太穩定,歐盟內部東西南北的各方勢力比日耳曼和拉丁的“兩分”復雜得多。

             而且,面對強大俄羅斯軍事力量的歐盟,并無統一的軍事力量,要依賴美國保護。若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登陸歐洲,西歐會被戰勝德國的蘇聯吞并。諾曼底登陸與其說是給了法西斯德國最后一擊,不如說是美國拒止了蘇聯西進。歐洲民眾感激美國保護了其自由生活。

             為什么“民族斗爭高于階級斗爭”?就促進文明演進而言,人類群體間的生存競爭遠比群體內成員間的競爭更重要。原本游蕩的狩獵采集部落聚合為定居的城邦,城邦聚合為國家,國家聚合成大國,幾乎就是人類文明史的全部。

             超級大國可以被擊敗,卻難以被消滅,重新崛起的希望比中小國大得多。成為超級大國有四大條件:廣土、眾民、先進強大的軍隊,第二次核打擊力量。俄羅斯有廣土,卻缺乏相應的眾民;印度和日本有眾民、卻缺乏相應的廣土;巴西有廣土眾民卻缺乏強大和先進的軍隊,也沒有核武器。

            

             二、新興力量:核武器與長期和平

             在21世紀,長期和平是可以預見的。由于本國戰爭力量不可靠,所有“舊”文明都從長期和平中看到了“復興”希望,并努力追求復興。長期和平就是復興的“戰略機遇期”。不僅中國想“偉大復興”,還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羅斯、歐盟。自二戰后贏得了絕大多數“戰役”卻從未贏得過“戰爭”,世界霸主美國也要從世界各地收縮,從而“再次偉大”。

             強盛的阿拉伯帝國曾持續了500年,但那帝國800年前就滅亡了。缺少強大國家為依托,阿拉伯人復興的希望最渺茫,土耳其和伊朗的情況也類似。而行將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印度則滿懷希望。在復興大潮里,中國潛力最大,廣袤國土上有占世界1/5的人口,加上1萬美元的人均GDP,加上先進強大的軍隊,再加第二次核打擊力量,中國的崛起正在迅速改變國際結構。

             結構變化會導致戰爭?雅典的迅速崛起會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是結構迅速變化還是敵意和恐懼導致戰爭?這些也許不再重要。關鍵在于,什么導致了長達70多年的世界和平?

             “第二次核打擊力量”指的是在遭受飽和的核攻擊后,依然擁有徹底摧毀對方的核報復能力,即讓雙方同歸于盡的能力。

             由于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冷戰”中出現了“核威懾”理論。這個理論的邏輯分三段:

             1. 第二次核打擊能力確保雙方相互摧毀,同歸于盡,戰爭從此不再有勝負;

             2. 為勝負而進行的常規戰爭會“升級”,越接近失敗就越接近于使用核武器;

             3. 一旦使用核武器,核威懾失效,人類末日就降臨。

             換言之,核武器僅能用于(心理)“威懾”,是“絕對武器”,不是“常規”武器,不是“可使用”的武器。

             第二次核打擊能力是保障大國間不發生戰爭的絕對力量,從而維護了世界的長期和平。有核國家集體承諾對無核國家不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說,非核國家大多處在核保護傘下。

             由于第二次核打擊力量,和平是可以預期的。于是,極的數量,即“單極、兩極、多極”,同國際關系的“穩定性”,即大國間發生戰爭的概率,沒關系。當沃爾茲的“結構”與戰爭無關,就與和平也無關,沒有戰爭也就無所謂和平。

             然而,有三個現象令人困惑。

             第一,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時代,為什么雙方都沒有“足夠”的概念,各自積累了多達兩萬個核彈頭?

             第二,明知常規戰爭有“升級”到核戰爭的可能,也就是“戰敗/戰勝”已經不可能,為什么超級大國迄今還在激化針對彼此的常規武器競賽?

             第三,美國明明懂得常規戰爭有“升級”可能,為什么還在不斷公開談論制造和使用“戰術核武器”,也就是“能使用”的核武器?“核威懾”理論發明于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學術發達,對核威懾的理論研究最深入,為什么反而是美國在挑戰核威懾理論?

             第一,核威懾的本質是心理戰。世上從未有過核國家對核國家的戰爭,核威懾理論未經現實檢驗,使用核武器和行使核報復有不確定性。如此,囤積比對方更多的核彈頭,為的是向對方不斷昭示核報復的決心,從而降低不確定性和賭博心理。

             第二,“打贏”了冷戰,美國再無平衡其軍事實力的對手,賭博心理大幅增強。美國因常規軍力優勢而偏好“戰爭邊緣政策”,本意是使對方因承受不住心理壓力而投降。但心理壓力是雙方的,戰爭邊緣政策可能失控,導致戰爭。一旦有大國卷入,常規戰爭會升級,有升級到核戰爭的不確定性。

             核威懾是心理戰。據說,在蘇聯對華使用核武器的壓力下,毛澤東曾向美蘇雙方公開自己的戰略:若蘇聯核打擊中國,盡管中國核彈頭數量少,運載工具飛行距離有限,但會全部扔到亞洲的美軍頭上,打破美蘇核平衡,并讓中國人迅速移居廣袤的西伯利亞。核威懾崩潰的前景不確定,但這種不確定就是確定。

             核威懾理論系著全人類的生存,“潘多拉的盒子”絕對不能被打開。核威懾理論未經實踐檢驗,卻不可檢驗,不能失效。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國家必須遭到所有核國家至少“對等”的核報復。這種共識不難形成。

             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能解釋核大國間常規武器競賽的不斷升級。然而,因為中國的克制,美國打擊中國的軍事威脅貌似占了上風,卻極其危險。中國一貫在“忍無可忍”之后才“后發制人”,追求一擊制勝,絕地反擊沒有升級的階梯。

             而今常規武器競賽進入了太空、進入了網絡世界、進入了數字般精準的對生產和生活基礎設施的廉價打擊。而且,高爆彈藥運載工具的飛行速度達音速的5倍甚至10倍,防不勝防。然而,在數字技術門檻不斷降低的時代,打擊技術的壟斷期限越來越短。無論軍事打擊伊朗還是朝鮮,美國的勝利都不是確定的,美國顯然已經意識到這個現實了。

          用“網軍”進攻他國的“超限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使用化學武器一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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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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