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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紀競垚 劉守英:代際革命與農民的城市權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84 次 更新時間:2019-07-31 21:16:35

          進入專題: 農二代   代際革命   城市權利  

          紀競垚   劉守英 (進入專欄)  

            

             摘要:基于代際分別和城市權利視角,通過利用全國性調查數據對比分析農二代與農一代經濟社會行為特征的革命性變化,可揭示出農二代回不去、也不會回的基本事實。農二代在進入城市、就業與收入、居住、基本保障、社會融入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境,因而具有強烈的對城市權利的訴求。如果繼續將農二代當作“城市過客”或以他者視角“賜予”他們權利,忽略農民工城市權利的主體性,中國的轉型將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真正向農民開放城市權利,重點是農二代的體面居住權和農三代的平等教育權。

            

             關鍵詞:農二代;代際革命;城市權利;

            

             目錄

             一、引 言

             二、基于城市權利視角的文獻與政策評論

             三、離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

             四、農二代的城市權利狀況與困境

             五、公共政策含義

            

          一、引 言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農民的離土出村成為推動中國從鄉土中國轉型為城鄉中國的最主要力量。截至2017年底,中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44億,占總人口的17.5%。當“80后”——我們所稱的“農二代”——成為遷移主力軍后,他們的出村入城趨勢未改,但與鄉土的粘連、入城的行為特征、對城市的權利觀念已變,與“農一代”在遷移動機、經濟社會行為特征、未來選擇等方面呈現出巨大的代際差異。農民代際上的革命性變化,是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最大變數。

            

             農二代引發的代際革命,對中國長期忽視農民城市權利的理論與公共政策產生了巨大沖擊。迄今為止,對待入城農民群體的思維仍然停留在視其為城市他者的“進入權”“退出權”與“流動權”層面的爭論,并沒有上升到他們已經作為城市一分子后應該具有的城市權利的本質。城市權利是每個人本應具有的在城市空間自由進入、體面居住、公平教育、社會保障以及融入、改造城市的權利。然而,農民工的入城權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幾年就被關閉,改革開放后農民撞城入城推進了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但是,農民一直被當作城市的“過客”,他們的城市權利長期被侵犯甚至剝奪。農一代的城市權利被忽視的社會后果因這一代人的代際特征(進城是為了改善家里人經濟狀況、從未奢望落腳城市)而緩解,但是,農二代對鄉村的離土出村不回村以及強烈的入城傾向和權利訴求,意味著必須將農民的城市權利提上議事日程。

            

             本文基于城市權利的視角,對已有關于農民工問題的學術文獻和公共政策進行了評論,利用2011?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輔以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調查數據,通過農二代與農一代經濟社會行為特征的對比分析,揭示了回不去、也不會回的農二代的革命性變化,反映了農二代事實上的入城者角色以及他們的城市權利狀況,最后是相關的公共政策建議。

            

          二、基于城市權利視角的文獻與政策評論


             (一)城市權利的內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城市化浪潮成為世界性現象,但在鄉村社會從未遇見過的大量“城市問題”也相伴而生。“二元城市”特征就是其中之一,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區擁有不同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城市在空間形態上出現堡壘式分割、封閉型社區以及處于監控的公?私空間。城市生活被金錢裹挾,某些個體在城市的體面生活只是因為他們擁有足夠的財富。占多數的低收入群體盡管是城市的主要建設者,但他們被排斥于高品質的城市生活之外。為此,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誰擁有城市”之問,引出城市權利的命題。

            

             城市權利是城市社會中居于首位的權利,是關于城市市民的權利,包括進入城市的權利、居住在城市的權利、參與城市生活的權利、支配財富的權利、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權利,以及改變和更新城市生活的權利。城市權利不僅僅是個人權利,更是一種集體性權利。列斐伏爾甚至提出通過城市革命擴大城市權利,實現被排斥在城市邊緣的底層民眾的權利。戴維·哈維認為,城市權利是一種對城市化過程擁有某種控制權的訴求,尤其是對建設城市和改造城市的方式擁有控制權。索亞(Edward W. Soja)強調空間互動的權利實現,即在“社會?歷史?空間”的三元互動中,城市權利的實現、維護、斗爭始終圍繞空間進行。沿著這一思路,空間正義被視為其關鍵部分。米歇爾(Don Mitchell)認為,城市權利的主要對象是自由的公共空間,沒有人可以自由地行動,除非他有可以自由行動的處所。伊麗莎白·伯頓 (Elizabeth Burton)認為,城市是現代人存在的根本環境,是人們成長和老去的地方,城市權利是人們進行多樣生活的權利,建構城市權利的關鍵是使城市能夠包容、同時滿足人們在不同生命階段與健康狀態的不同需要。然而,被規劃者的魔法點中的人們卻被隨意推來推去,被剝奪權利,甚至被迫遷離家園,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在權力和資本邏輯下,城市的過度擴張導致本來作為城市權利主體的部分群體被排斥在外,城市政策和城市設計越來越以不民主的方式實施,排除了窮人、移民、婦女、老人等群體,創造出“優先考慮”的“富人”的城市,失去了城市的包容性。因此,城市權利不再停留在絕對的個人權利,而是以城市社會為背景的公共權利。

            

             綜上,城市權利觀是一種寬泛的、具有很強行動色彩的理念,它包括以技術?經濟權利為核心的理性主義城市權利觀,以社會?政治權利為核心的結構主義城市權利觀,以文化?生活權利為核心的人本主義城市權利觀,以生態?環境權利為核心的生態主義城市權利觀。城市權利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社會權利等,城市權利的結構改革不僅涉及獲得城市的形體空間,也涉及獲得城市生活和參與城市生活的更為廣泛的權利、共享共擔的權利以及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權利、居住和高品質生活在城市的權利。城市權利遠遠超出獲得城市資源的個體或群體的權利,它必須包括按照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

            

             (二)對已有研究的評論

            

             學術界對進城農民群體的關注隨著農民代際的變化而遞進。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量農民離開土地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這批非農化的農民構成典型的第一代農民工群體,他們的戶籍仍然在農村,但務工或經商在工廠和城市,身份是農民,職業是工人。對于這批因農業低回報和鄉村機會少而不得不離開村莊的農一代,學術界占主導的研究采取的是生存理性假設下的“生存?經濟”分析敘事視角。該視角下的研究大多認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離開他們的家鄉主要是為了獲得相對高的經濟收入,緩解生存壓力,是“經濟人”行動主體因生活所迫對生存策略的一種調整,其遷移動機和入城目標是以“謀生”改變生活境況,而非追求人的價值、尊嚴與權利。大多研究圍繞農民工的經濟收入及其影響因素、農民工與市民之間收入的結構性限制、生存論預設下的農民工生存環境和經濟收益。他們發現,盡管農民工的經濟收入或報酬有明顯提高,但與城市職工相比,由于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加上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存量存在先天不足、后天投資乏力等,他們擺脫結構限制的能力有限,進而維持、固化和加大了城鄉不平等。

            

             隨著農二代成為勞動力遷移與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學術界對新一代農民工群體的關注增加,研究深化。

            

             首先是概念界定。迄今對于這一群體并未形成一致的稱謂,存在諸如“新生代農民工”(中央一號文件 2010)、“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 二代移民”“ 二代流動人口”“1.5代流動人口”等不同表述。本文采取“農二代”的表述,以與“農一代”相對應。理由是,無論他們在城市有多大的作為,但改變不了“姓農”的命運;一代和二代的區分,則是因為他們在一些經濟和社會特征上已經發生了革命性分別。我們定義的“農二代”具有以下三個特征:(1)出生隊列為1980年代及以后;(2)具有從農村外出務工經商經歷,“外出”指跨區縣外出超過6個月;(3)成長環境多元化,既可能出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也可能由農一代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間所生,即出生于城市、成長于城市,抑或出生于農村、成長于城市。

            

             其次是特征描述。有學者提出,“80后”是打上代際與階級雙重烙印的一代,他們在人力資本、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權利意識、未來預期以及與村莊的聯結等方面都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預示著中國社會深刻的結構變革。有研究通過對進城農民兩個隊列群體的分析發現,農二代的人力資本、就業、收入、經濟地位等超過上一代;其消費結構、時間安排以及對于現代技術的使用等與農一代存在差異;農二代的勞動權益保護意識更強。與默默忍受的老一代農民工不同,他們經常采取激烈的抗爭行動,抗議企業老板損害其權益和政府相關部門的不作為,引發了“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論題和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復興。也有一些研究從二代移民的角度關注了代際流動、區隔與融合、“二代反叛”(Second Generation Revolt)等議題。

            

             其三是對農民工群體的分析轉向“身份?政治”敘事范式。“ 身份?政治”分析敘事范式主要從現存制度制約探討農民工的權利狀況與因身份導致的不平等,農民工市民化成為解決農民入城問題的代名詞。“去農化”被作為農民工市民化轉型終結的標志,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規模和增加人力資本積累等被作為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策工具。社會網絡、住房成本等被作為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距離與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戶籍制度被作為妨礙農民工空間、身份、認同轉換中存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總體而言,學術界在農民工的城市進入權、城市里的兩個群體因身份產生的不公平以及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等方面的不斷呼吁,引起政策界的關注和回應。但是,這些研究或明或暗基于他者的悲憫、城市視角的關注和從社會成本出發的考慮,與城市權利視角下的農民主體性權利還有很大差距。

            

             (三)被忽視的農民城市權利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開啟了一個古老的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自由遷徙權受到法律保障。農民紛紛涌入城市,一五時期流入城市的農民達1500萬人。但是,這些人口不久就被政府視為盲目流動人口,并陸續采取緊縮城市人口政策,不斷清理城市流動人口,密集出臺文件勸止農民進城和動員外出農民返鄉,采取管、堵、卡、截等各種手段勸止、制止農民自由進城找工作。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以戶籍制度為基礎,配套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建立起一套城鄉區別對待的社會制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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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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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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