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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中偉 劉林平:中國農民工問題與研究四十年:從“剩余勞動力”到“城市新移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41 次 更新時間:2019-08-02 00:40:42

    進入專題: 農民工   流動人口   城市新移民  

    孫中偉   劉林平  

       摘要:農民工進入學術視野已約四十年,特別是21世紀以來,農民工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術熱點。本文采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回顧和梳理過去四十年農民工問題與研究的演變脈絡。在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工之所以成為“社會問題”,源于農民工大量出現給城市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讓市民和城市管理者感到壓力。四十年來,伴隨著流動人口和城市化政策的變遷,農民工群體經歷了從被視為社會問題的“制造者”到社會發展的“犧牲者”和“城市新移民”的轉變;同時,農民工研究也依次經歷了“剩余勞動力”視角、“流動人口”視角、“勞工階級”視角和“城市新移民”視角等四種基本范式的轉變。盡管農民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隨著中國進入“后世界工廠”時代以及城市化步入中后期,未來的農民工問題及其研究如何發展依然值得期待。

       關鍵詞:農民工 流動人口 城市新移民

       作者簡介: 孫中偉,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應用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林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經濟社會學研究”(17CSH02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企業工會的收入分配效應及其對技術升級路徑的影響研究:微觀機制與實證檢驗(71873048)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大規模的外資進入沿海地區,大量農民進城打工,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外來務工群體——“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農民工動態監測數據”,截至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8652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185萬人。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農民工自1980年代初進入學術視野,至今也有約四十年,學術界對農民工問題進行了大量、廣泛、深入的研究。我們以“農民工”作為關鍵詞對中國期刊網進行搜索,發現到2017年末,論文總數已超過三萬篇,其中自2005年以來,國內學術期刊每年發表的關于農民工問題的論文達到一千篇以上,其中2009年更是突破三千篇,之后幾年一直熱度不減。毫無疑問,在過去四十年特別是近十余年來,農民工研究作為中國最活躍的學術領域之一,不僅體現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也能夠與國際學術界的關于農業、遷移、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以及城市化等方面的研究開展持續的對話,其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但是,農民工為什么會被視為一個“社會問題”并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呢?盡管農民工受到學術界關注已有近四十年,各類文獻汗牛充棟,但學術界普遍忽略了這一“元問題”。知識的產生并非學術界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是受到更為廣闊的現實政治、經濟、社會活動以及學術團體的影響,本文采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對農民工問題的產生及其學術研究演變歷程進行分析。農民工研究的知識生產過程和體系是非常復雜的,不僅具有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還受到社會形勢、國家政策以及國外學術界的影響。在本文中,我們將重點放在“農民工問題與研究”的演變脈絡及其背后的邏輯上面。由于農民工研究的文獻紛繁龐雜,完全窮極幾乎不可能,因此,本文并非純粹的文獻整理和綜合,不求文獻的全面,而是將近四十年來的農民工研究中的一些代表性文獻嵌入到農民工問題與研究發展的雙重脈絡下,對農民工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產生、演變作一系列的再檢視。由于海外中國農民工研究與國內相對不同,本文主要是對國內部分的分析。

       下面,首先我們將對農民工問題的歷史做簡單介紹;然后在第三部分對“農民工問題”演變的歷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第四部分討論農民工現象的“元問題”;第五部分將農民工研究分為“剩余勞動力”“ 流動人口”“勞工階級”“城市新移民”四個不同范式,然后分別闡述四種范式的理論視角、核心問題以及演變脈絡;最后是總結和展望。

      

       二、農民工問題的前世:1949年至1970年代末

      

       農民工并不是一個新近的概念,中國歷史上農民一直都是兼業的,農閑時去做工一直都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在19世紀中期,李鴻章等人發起的“洋務運動”催生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當時的工人主要來自農民;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工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又吸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或經商。當時中國正處在傳統農業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初期,城市化和工業化都剛剛起步,農村開始向城市輸入人口。隨著科舉制的廢除,一部分是鄉村精英,包括地主、鄉紳、知識分子、工匠等,成為當時城市精英的主要構成;另一部分,就是大量的農村過剩勞動力或無業者,進城打工或者經商,成為城市新移民的主要構成。但是當時,農村與城市之間沒有嚴格戶籍制度,城鄉之間保持開放性,遷入城市的人并未完全放棄其在鄉村的利益與社會關系,一旦城市遭遇戰爭,他們可以隨時回到鄉村。因為,彼此都是城市新移民,精英階層與勞工階層之間并沒有形成明顯的對立或排斥,雙方共同分享著資本聚集和人口遷移所帶來的巨大市場紅利。此外,當時中國社會科學尚在起步階段,對早期農民工人的關注非常少,并沒有出現當今意義上的“農民工”。

       1950年代新政權建立之初,官方正式將“農民”和“工人”兩個詞結合起來,并賦予其特殊的政治與身份含義。但彼時農民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未受到管制,國家也無相關的管理政策,遷移依然是自由的。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出臺,要求大力發展重工業,實行計劃經濟和農業集體化,農產品“統購統銷”,優先保證城市供應和工人生活改善,通過工農產品價格之間的巨大的剪刀差,使得城鄉生活差距不斷拉大,農民希望進入城市改善生活;此外,“一五”計劃還掀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的高潮,農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希望參與到國家建設中,國家為新建工廠、礦山、鐵路、水利等大型項目,從農村征調大量農民進入城鎮、廠礦去做工人。比如,當時北京為解決基礎建設勞動力短缺問題,有計劃地從外省農村招收農民工,1950年到1955年底,從外地招工13萬人次,1956年上半年僅從河北農村招工達2.6萬余人。于是在1956年前后,全國各地的農民紛紛涌入城市,農村人口遷移規模節節攀升。1949-1950年遷入城市的人口為204.4萬人,1951-1952年為219.0萬人,1952-1954年為233.6萬人,1955-1956年上升為306.6萬人, 1957-1958年又繼續加大,達到了408.8萬人。但是,城市本身吸納人口的能力有限,計劃經濟體制的勞動力市場缺乏自我調控的能力,大量進城人口的吃飯、就業、居住都難以解決,也給城市社會治安帶來了威脅。為了緩解這一態勢,國家開始出臺控制農村人口流動的政策。

       1957年國務院第65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務院關于各單位從農村中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該規定明確禁止了企業、單位私自招收流入農民。對于作為臨時工的農民的招用,要求通過農業社,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相關的權利義務規定涉及三方,包括“社員”——外出務工的農民、“農業社”和用人單位。農業社和農村內的各機構亦不得私自推薦農民進城工作。同時通過的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勸阻農民留在當地,并對已流出者視情況處理:(1)有親友可以投靠者或能找到生產門路者,應允許其居留。(2)凡本地可以安置的,應設法安置。特別是在人少地多地區,可以將其安置在農村,從事墾荒生產。凡無親友投靠,沒有生產門路者,應同其原籍政府聯系,請其派遣干部前來領回原籍,或者由流入地區政府遣送回原籍;返鄉后,當地政府幫助其解決生產和生活上的困難;另外還規定,工廠、礦山、鐵路、交通、建筑等單位需用勞動力時,應事先做好計劃,通過勞動部門統一調配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應私自招收;同時,各廠礦企業單位和工會組織必須教育職工,不要隨便寫信招引親友前來,以免到達后無法安置。

       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將全國居民分為“農業戶籍”和“非農業戶籍”,其中第十條規定:“農民從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未辦理相關手續的“盲目”流出將被視為違法行為。該條例的實行標志著農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動的大門關閉,絕大多數農民從此被束縛在了土地上。

       雖然“私自流動”已被嚴令禁止,但通過統一調配,農民依然有途徑進城務工,即通過“臨時工制度”。臨時工制度的初衷是為緩解城市國有企業用工不足,特別是煤礦、建筑、鋼鐵、路橋等工作條件艱苦的行業,缺乏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企業如果需要臨時工,必須要通過農業社進行錄用,并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相關的權利義務規定涉及三方,包括外出務工的農民、“農業社”和用人單位。以當時重慶鋼鐵公司為例,通過九龍坡區政府部門的統一安排,該公司招收了600余名合同工,均來自當地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同工的工作期限規定為一年,合同期滿后,工廠根據生產情況決定續訂合同或讓他們回農村生產。合同工的工作時間與老工人一樣,但不實行勞動保險,病、傷以后按合同規定給予適當照顧。工資每人每月32.4元,其中40%交本人,60%由廠統一交鄉的信用合作社,作為繳納公積金及折算工分等。這是社員、農業社、企業三方共贏的勞動協議,“農業社”類似一個勞務派遣公司,通過派出勞動力,獲得一定的傭金。

       但是,社員從農村招募的合同工只是臨時到城里參加工業生產,合同期滿后,若不續訂,必須返回農村,當然,也有一些人可以轉為正式工,不過這種情況非常少。因此這一時期雖然出現了“農民工”的稱謂,但是只具有身份上的含義,而不具有流動性。另外,對于私自從農村跑到城市里的“盲流”,《規定》中明確規定不予錄用。因此,雖然集體經濟時代,農民工群體開始出現,但由于當時城市和鄉村對人口的控制能力很強,臨時工制度僅僅是一種滿足勞動用工手段,而且其影響也僅限于企業內部,并未挑戰城市社會治安和管理,因此并不存在真正的“農民工問題”。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工問題演變

      

       (一)從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城市問題“制造者”

       從1950年代后期開始,嚴格控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政策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初,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開,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如何解決剩余勞動力出路,成為當時農村和農業發展的重要課題。1981年廣東省農委在《農業經濟問題》第5期發表了《用多種形式組織剩余勞動力搞工副業的辦法好》,文中寫道,“怎樣解決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呢?過去,曾出現過兩種傾向:一是在極左路線的干擾下, 實行‘勞力歸田’,不準出去;另一種是勞力放任自流,各尋生路。實踐證明, 這兩種辦法弊多利少, 都不利于集體經濟的發展;四村生產隊認真吸取了這些教訓,從實際出發,把剩余的勞動力組織起來,搞短期臨時多種形式的收入,納入集體經濟,做到既放出去,又管起來,‘管而不死, 活而不亂’,既壯大了集體經濟, 又增加了社員的收入。”

    與此同時,東南沿海地區工業化迅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1980年,廣東依靠鄰近港澳的區位優勢,先行一步,開始實驗推行“三來一補”產業政策,后發展為全面吸引外商投資,而江、浙地區則由地方政府和村集體主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這一時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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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底層研究專題 > 社會分層與結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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