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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溫鐵軍 等:土地改革與新中國主權貨幣的建立:建國初期“去依附”體制下的反危機經驗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33 次 更新時間:2019-08-03 08:21:55

    進入專題: 通貨膨脹   土地改革  

    溫鐵軍 (進入專欄)    

      

       摘要:民國“黃金十年”經濟高增長之際, 銀元幣制受西方國家紙幣改革和美國白銀法案的負面影響無法維持, 民國政府被迫進行外匯本位的紙幣改革, 但也因此而必須依靠外部支持來維持幣值穩定。民國后期發生了嚴重通貨膨脹, 直至謝幕。新中國被動繼承這一幣改成本, 初期通脹嚴重;但通過土改, 僅用1年多時間就依靠國內的力量徹底治理了通脹。其中的關鍵機制是, 土改形成對占人口88%的農民的動員能力使得新政權能夠獲得絕對充裕的物資, 為打擊投機和實施貨幣折實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貨幣折實、抑制投機使人民幣回歸了價值載體的最基本職能, 政權與城鄉勞動者相結合的“實物本位”和“勞動吸納貨幣”的幣制特征, 體現了人民幣內含勞動人民主體地位和“人民之幣”的政治經濟學屬性。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重大制度創新, 不僅顯著區別于民國法幣體系的外幣本位和“投機吸納貨幣”, 也與西方財富吸納貨幣、資本剝奪勞動的幣制具有本質區別。

      

       關鍵詞:國初通脹; 土地改革; 貨幣吸納; 貨幣折實; “去依附”主權貨幣;

      

       作 者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劉亞慧、唐 溧,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生;董筱丹 ( 通訊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農業 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引言


       1949年新中國誕生于民國晚期的惡性通貨膨脹的劇痛之中。這場通脹可溯至1929年那場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大蕭條”期間, 美國為擺脫危機而調整了國內的貴金屬政策, 但其巨大成本外部化轉嫁導致了民國政府的貴金屬本位無法維持, 紙幣化改革后長期陷于高通脹, 再度依賴“頂層設計”而把外匯作為本幣依據的“金圓券”深改, 卻最終導致了民國金融、財政和經濟體系的全面潰敗。

      

       1949年以后, 在遭遇西方封鎖致經濟基本面形勢更加惡化的局面下, 按照現代金融學的常識, 新政權仍不具備走出這場通脹危機的可能。事實上, 通脹形勢確實一度惡化。

      

       但令人關注的是, 這場嚴重的惡性通脹卻在不到一年內被徹底平復;1更令人不解的是, 治理通脹中不僅財政赤字壓力未減, 而且彌補赤字還得大量增發貨幣……歷覽古今中外, 在財政赤字壓力下增發貨幣而仍能控制幣值穩定的例子少之又少。2而由財政危機引爆金融危機, 連帶發生外貿巨額赤字或者外匯危機, 進而引發革命等事例, 則比比皆是!很少有執政者能在多重危機的連環爆發中全身而退!

      

       學術界已有研究著重介紹了國初四次通脹的背景、過程和治理措施, 分別指出了政治穩定、折實制度、經濟調控、土地改革等的重要作用, 345但大多側重單一主題歷史資料的收益與匯總, 缺乏基于整全科學 (holistic science) 思想的兼具財政學、金融學和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分析。本文試圖填補這一學術空白。

      

       本文特別強調這一歷史過程所發生的世界背景。根據世界系統論6可知, 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當中, 中國作為一個非核心國家, 在經濟危機時期幾乎注定要受到其他國家的成本轉嫁。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 盡管中國國內正值政治整合深化和民族資本主義高增長時期, 但西方正處于1929—1933年大危機的深淵, 其擺脫危機的過程充滿了對外成本轉嫁的陰謀與陽謀, 而對于被轉嫁成本的國家來說, 一次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正如后人所見, 西方的這次成本轉嫁, 中國人用了二十年時間以及一個朝代的更迭, 才徹底擺脫。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去依附”的典范, 也是發展經濟學核心邏輯“儲蓄 (S) =投資 (I) ”得以成立的孤證。我們曾經借助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 (dependence theory) 對新中國工業化初期徹底“去依附”條件下的危機應對做出過解釋。7本文重點構建土地改革與主權貨幣體系之間的邏輯相關性。

      

       深入研究民末國初通貨膨脹從發生到化解的整全歷史過程, 總結其中的機制性規律, 對于當前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制定貨幣政策, 從而有效應對外部成本轉嫁和輸入型危機, 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以下的結構安排:第二部分分析1929年“大蕭條”向中國的傳導路徑、國內幣制改革的背景、過程以及30—50年代金融危機的深化機制;第三部分分析新中國政權如何在上海打擊金融投機, 并在全國城市通過儲蓄、公債、工資“三折實”對人民幣進行“做實”;第四部分分析新政權如何通過財政“做多”和土地改革兩手作用, 徹底平抑物價, 確立了解殖、獨立、自主的主權貨幣;第五部分對全文進行總結。


    二、白銀危機、法幣危機與人民幣危機:2 0 世紀30—50年代惡性通脹的產生與延續


       本部分首先分析導致民國發生惡性通脹的主要外部原因及其引發的“白銀危機”, 其次分析民國政府推行外幣本位的法幣改革如何導致法幣危機, 然后分析法幣危機向人民幣危機的延續與深化。

      

       (一) 白銀危機打斷民國“黃金增長”8

      

       1929年西方大危機爆發。由于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基本上實行金本位, 危機之下金貴物賤, 這些國家的商品價格水平包括白銀價格在1929年后急劇下降;又由于銀價下降幅度大于商品價格下降幅度 (例如1929—1931年, 按黃金價值計算的國際市場上銀價下降了40%, 而同期美國的批發價格指數只下降了26%) , 因此, 大危機發生的前兩年, 中國不僅能靠不同幣制規避西方經濟危機向中國的傳導, 還通過白銀入超擴張了貨幣供給, 這才能持續私人資本為主的經濟“黃金增長”。

      

       但以上僅是曇花一現。1931年, 深陷危機中的英國、日本、印度為提振經濟, 相繼放棄金本位, 主動進行本幣貶值, 仍然維持白銀幣制的中國隨即貨幣升值, 國際收支急劇惡化, 國內白銀本來就極度稀缺, 1932年又被迫輸出白銀735萬兩以對沖貿易赤字。1933年美國放棄金本位使中國雪上加霜, 中國貨幣兌美元從上一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 出口進一步下降, 1933年出口僅及1930年的58%, 貿易赤字只能繼續靠凈出口金銀等貴重金屬來彌補。1932年以后, 隨著通貨減少, 中國輸入型蕭條開始初現端倪。

      

       但這還只是序曲。使中國承受更大成本轉嫁的是美國1934年開始實施以提高白銀收購價格并提高白銀儲備為主要內容的《白銀收購法案》 (簡稱“白銀法案”) , 致使國際白銀價格節節攀升, 到1935年春天, 國際銀價已超過中國國內銀價50%。由于出口白銀每千元即可獲利300—400元, 民國政府緊急征收的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根本無法遏制白銀外流, 自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 中國的白銀儲備從約6.02億元驟降至2.88億元。9可見, 白銀法案因政府直接出手操控貴金屬市價和收儲而極大破壞了中國的幣制體系。

      

       由于中國通貨被當作商品大量出口, 結果當然是銀貴物賤, 通縮嚴重!由于出口白銀的毛利在30%—40%, 超過絕大多數實業經營的利潤水平, 城鄉資金價格飛速上漲, 1934年7月的市場利率為5%, 到9月的時候就上升到了12%。大量的工商企業倒閉, 僅1935年, 上海倒閉了1 065家工商企業, 全國銀行倒閉或者停業20家, 當時中國最大的產業紡紗業開工量減少60%。危機傳導到農村, 農產品價格1934年下降了6.9%, 1935年再下降3.7%。由于物價下降以及工業對農業原材料需求的減少, 加上當年發生災荒, 1934年農業產出比1931年下降了46%。10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勢所必然地發生并形成惡性循環, 如圖1所示。

      

    圖1 美國白銀法案對民國經濟危機的傳導機制

      

       注:中國在1932年開始發生白銀大量外流后, 剛發展起來的實體產業迅速蕭條, 而城市則發生私人資本析出實體產業進入投機部門, 導致投機泡沫泛起的情況。這樣, 在國民經濟數據上仍然表現為經濟高增長。于是, 1927—1937年又被籠統地概括為民國“黃金經建十年”。

      

       關于白銀法案出臺的原因, 大多數人認為此舉是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為了獲得西部產銀州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的選票而為;也有分析認為, 美國當時需要走出大蕭條, 收購白銀并推高國際市場銀價, 就控制了銀本位大國如中國和墨西哥的經濟命脈, 把這些國家的貨幣信用由白銀轉向美元;當中國的貨幣信用從白銀變成美元之后, 要進口就只能買美國貨, 相當于保護美國的工業復蘇, 不僅可以擠占1934年以前靠以物易物貿易打入中國工業品市場的德國貨份額, 也能借此增強紙幣美元的競爭力。從這個角度看, 白銀法案可以說是美國依靠向中國轉嫁代價完成幣制改革的后續, 民國經濟驟然蕭條則是美國轉嫁代價的直接結果。

      

       (二) 法幣危機導致民國政權覆亡

      

       白銀危機發生后, 加收白銀出口稅、嚴厲打擊白銀走私等試圖遏止白銀外流的措施均告無效, 直至1935年11月國民政府被迫宣布放棄銀本位, 實行外匯本位的法幣制度, 國內的貨幣體系紊亂才告一段落。11雖然在當時及現在很多人看來, 這一幣制改革是中國躍過金本位幣制、一步進入紙幣時代從而跟上“貨幣現代化主流趨勢”的發端, 但從歷史經驗看, 由于此舉建立的是一種依附型的貨幣體制, 是以英磅、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的“外圍”貨幣, 因此幣值穩定性決定于中心貨幣的支持程度。當二戰后隨著地緣關系改變, 來自中心貨幣的支持趨弱, 法幣就被推向了惡性通貨膨脹的不歸路, 并一直延續到新中國。

      

    雖然, 歷史地看, 中國當時在列強環伺之下, 國家主權尚且屬于“半殖民地”性質, 那么, 在關乎國家主權的重要核心——貨幣領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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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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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10(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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