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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伯重:反思“新經濟史”研究:回顧、分析與展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5 次 更新時間:2019-08-04 10:54:38

          進入專題: 新經濟史   計量經濟史  

          李伯重 (進入專欄)  

            

             [摘要]:在經歷了1980 年代反思之后三十年,中國經濟史學今天又到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需要對前一個時代(大略為1980-2015 年)的情況進行的反思。在前一個時代,經濟史學科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化,是新的經濟史的出現與發展。這種新的經濟史與美國的新經濟史(即計量經濟史)不同,指的是中國經濟史學在1980 年以后出現的新學術,其中也包括從美國引入的計量經濟史。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和美國的兩種“新經濟史”都是經濟史學科學化的產物。二者各有優點及缺陷,但也有著共同的基本原則:用科學的方法重構歷史。對于二者,我們既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也要充分認識其不可替代的優點。更重要的是,對于各種舊的和新的研究方法,只要有用,我們都應當敞開胸懷,積極接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克服經濟史學現在正在遭遇的危機,把經濟史學的科學化不斷向前推進。

            

             [關鍵詞] 反思 新經濟史 回顧 分析 展望


          反思的時代,時代的反思

            

             今天是一個反思的時代,需要我們進行時代的反思。科學家施一公近來指出:“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地開始了”。他這句話道出了今天中國的當務之急:反思。有意思的事,他認為要進行“深層次思考和變革”,就“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揠苗助長”。在這個大背景下,對史學進行反思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在史學發展的歷史上,不斷進行反思乃是一種常態。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說:“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節奏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并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希爾(Christopher Hill)也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于過去新的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要重寫歷史,就必須對過去的史學研究進行反思,因此反思是史學發展長河中的永恒話題。

            

             在西方史學界,反思是經常性的,不僅以“反思歷史”(Rethinking history)為標題的論著比比皆是,甚至還出現了以此為專門討論的雜志。每次大的反思,都催生了新的一波“新史學”(New History)的出現。先前的“新史學”,至此卻變成了被批判的“舊史學”,而新出現的“新史學”隨后又變成了“舊史學”。這些“新史學”(或者“新新……史學”)不斷接踵而來,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相接,后波推前波,形成了近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連綿不斷的“新史學”運動。在中國史學界,雖然情況與歐美有所不同,但反思也十分頻繁。在中國的近代史學建立之初,學者們對傳統史學(即“舊史學”)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結果是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新史學”運動的興起和近代史學的建立。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對這種“新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這種批判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反思”。經過這個“反思”,以往的“新史學”幾乎被全面否定,代之而來的是以蘇聯史學為范本的“新史學”。到了1958 年的“史學革命”中,又對前幾年建立的“新史學”進行了“反思”和批判。這種特殊的“反思”不斷上演,結果是“階級斗爭史學”、“儒法斗爭史學”這些更新版本的中國“新史學”應運而生,并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統治中國史壇達十余年之久。“文革”結束后,中國史學的演變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八十年代,歷史學界對以前三十年的中國史學狀況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這個反思對于之后三十年的中國史學發展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可以說是這三十年中國史學得以取得重大成果的關鍵之一。這是一個反思的時代,進行的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反思,即時代的反思。

            

             到了今天,中國史學似乎又到另一個反思的時代了。王學典說:“‘文革’結束已經快40 年了。30 年河東,30 年河西。歷史幾乎每隔30 年都要出現一次輪回:從1919 到1949,從1949 到1979,從1979 到2009,幾乎都是如此。從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10 年開始,像中國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門類一樣,中國史學事實上又面臨一次再定向,或者說,已經進入又一次再出發的前夜”。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對中國史學的“前三十年”(1950-1980 年)進行反思的時代,那么今天則是一個對“后三十年”(1980-2010)的史學進行的反思的時代。這次反思是對先前反思之反思,借用一篇文章的標題來說,今天就是一個“反思反思的時代”。在這個時候進行的反思,如同前一次反思一樣,也具有時代意義。因此,今天也是一個反思的時代,而今天進行的反思也是時代的反思。上一次反思的主要成果,是使中國歷史學家的思想得以從“前三十年”中盛行的許多框框套套中解放出來,并且破除了中國史學界這三十年的封閉狀況,使得中國歷史學家得以“開眼看世界”,形成了“西學”引進的熱潮。陳春聲指出:“三十年前,在剛剛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之下,有點生吞活剝地介紹和學習歐美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以幾乎沒有與日常生活相聯系的功利色彩的理論熱情,甘愿冒著各種風險,反思當時我們認為關系到整個歷史學發展路向和學術基礎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與之同時,中國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書寫或表達形式、研究規范與學術價值觀也就隨著改變了”。“后三十年”中國史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史學在上一次反思的基礎上進行“改革開放”的結果,因此到了今天,“新的學術世代正在數據可視化、數字倉儲、文本發掘、多媒體出版、虛擬現實等所謂‘數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長起來。在我們的學生中,懂得‘叛師’的最優秀者,其問題意識、書寫或表達形式、研究規范與學術價值觀,已經呈現出與我們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樣貌”。然而,在“后三十年”中形成的“新史學”中,到底有哪些積極因素值得發揚,哪些消極因素應當揚棄?在這個新的世代交替的時候,對“后三十年”進行反思,無疑對中國史學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歐美史學界的歷次重大反思活動中,經濟史都是主要領域,因此反思所催生的“新史學”也以在經濟史領域中最為成功。中國史學界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史學界反思中,經濟史起了特別重要的地位。這是由于經濟史學在近代中國史學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由于自1950 年以后中國史學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而后者高度強調“經濟基礎”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因此經濟史在“前三十年”中的“正常時期”,在中國史壇上一家獨大,成為中國史學的主體。到了“后三十年”的前二十年,經濟史學仍然是中國史學各學科中實力最大者。正是因為這種地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史學界的反思,也是從經濟史學開始、并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最為成功的。由中國社會經濟史開始的反思,對“后三十年”中國史學的發展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因此以經濟史學為重點來反思“后三十年”這個時代的中國經濟史學,是很有意義的。

            

             在“后三十年”中國經濟史學中出現的最值得關注的新事物之一,是一種與前不同的經濟史研究的出現。這種經濟史研究與“前三十年”中的那種“老”的經濟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稱之為“新”的經濟史研究。從廣義上來說,這種新的經濟史研究,就是使用“后三十年”才出現或引進的新研究理論、范式、方法,對新的領域和問題進行研究的經濟史研究。這個新的經濟史是“后三十年”中國經濟史學的主要成果,也是中國經濟史學賴以出現繁榮局面的學術根基。然而,上面所說的新的經濟史,不等同于美國學界所說的“新經濟史”(New Economic History)。前者泛指我國史學界在“后三十年”出現的不同于“前三十年”的經濟史研究,而后者則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專門名詞。但是兩者都是經濟史研究科學化的產物,而且彼此之間也有著密切的聯系。下面,先從美國的新經濟史說起。


          計量經濟史的盛衰:狹義的新經濟史在美國


             現在許多學者心目中的新經濟史,乃是美國的新經濟史。這種新經濟史最主要的特點,依照福格爾的詮釋,乃是“重新建立起過去曾經存在、但卻沒有發揚的計量方法,強調重新組合原始資料,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計量處理,強調去發現那些無法直接計量的經濟現象”。簡言之,就是充分運用計量方法進行經濟史研究。因此新經濟史也被稱為計量經濟史或經濟計量史、數量史學或量化史學以及歷史計量學,等等。雖然這些名稱的含義不盡相同,但是它們談的實際上仍然是同一門學科。由于我國學界主要采用計量經濟史,因此在本文中也采用這一名稱。

            

             計量經濟史最早出現于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以于1958年康拉德和邁耶的《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學》的發表為標志。而后發展迅猛,諾思和福格爾也因在這方面的貢獻于1993年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計量經濟史的出現和發展,在西方學界掀起了一場“新經濟史革命”。這個革命對經濟史學這個學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致古德里奇說:“新經濟史的出現是經濟史研究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傳統的經濟史研究正在面臨一場嚴重的挑戰,這是一次新的‘知識革命’,就好像工業革命時期機器織布對手工織布是一次革命一樣”。其結果,使得“經濟史研究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以文字形式表現,一個是以數據形式表現,前者可以稱之為‘經濟史’,后者已經不能稱之為‘經濟史’了,需要另外起一個名稱。”

            

             計量經濟史雖然以計量研究為特色,但其內也包括了不同的研究途徑和方法。依照雷德利克的總結,計量經濟史研究中有三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數據處理”,以戴維斯、休斯和菲什洛等為代表。與以前運用數據的傳統經濟史學家相比,他們在研究中使用了更多的和更為復雜的統計工具,但興趣依然在收集信息;第二種傾向是“經濟史學”,以道格拉斯?諾思為代表。他通過計量,對各種假設進行翔實的探討,并根據這些經過驗證、定義明確的假設,構建經濟史學;第三種傾向是“準經濟史”,以福格爾、康拉德和邁耶為代表。他們基本上都是模型構建者,通過定量方法依靠想象和虛構進行歷史研究,所提出的假說既不能證實也無法證偽,頂多能夠自圓其說。他們的成果是準經濟史,或者說是一種歷史模式。

            

             雖有上述差別,但計量經濟史的各種流派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強調在經濟史研究中運用定量分析方法。依照安德森的說法,量化歷史是一系列利用數據分析的方法來研究歷史的技藝的總稱。

            

             任何一個新生事物,其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計量經濟史也不例外。

            

          在美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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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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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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