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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霍海紅:“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困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0 次 更新時間:2019-08-04 23:20:29

          進入專題: 訴訟時效   優先保護權利人  

          霍海紅  

             摘要:21世紀以來,“優先保護權利人”逐漸發展成為我國訴訟時效司法裁判甚至訴訟時效司法解釋制定的指導理念,并可能甚至已經影響民事基本立法。雖然“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對于訴訟時效規則相對簡陋和粗糙、部分訴訟時效規則對權利人不利、國人過于追求“欠債還錢”和信用缺失現象嚴重等現實狀況,具有“回應”和“矯正”的功能,但其自身也有致命的缺陷:在理論上,其可能沖擊訴訟時效根據、否定時效抗辯權;在制度上,其可能與相關時效規則和訴訟規則發生沖突;在實踐上,其可能帶來法律適用不統一、判決論證與說服“教條化”等風險。我們應當摒棄“優先”理念,樹立“平衡”理念,注重在對訴訟時效規則的設計中實現權利人利益與義務人利益的精致平衡。

             關鍵詞:訴訟時效;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規定》;《民法總則》;民法典

            

             引言

            

             21世紀以來,“優先保護權利人”逐步發展成為我國訴訟時效司法裁判甚至訴訟時效司法解釋制定的指導理念,并可能甚至已經影響民事基本立法。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規定》)的官方說明和釋義書,還是各級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書,雖均不否認訴訟時效具有“督促權利人”之功能,但卻都更強調在觀念上和操作中作“優先保護權利人”的判斷和選擇。根據筆者有限的所見,本文所謂的“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至少有三個表現:第一,在不違背基本法理的基礎上,對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應作“有利于權利人”的理解。第二,要防止訴訟時效制度成為義務人逃避債務的工具,防止違反依法依約履行義務的誠實信用原則。第三,要將“保護權利人”作為訴訟時效制度的價值取向、制度目標或立法目的。

             本文關注和反思“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點:第一,就理論而言,該理念可能顛覆人們對訴訟時效根據的基本認知。第二,就實踐而言,該理念可能塑造訴訟時效司法實踐的基本面貌和未來走向。第三,就立法而言,該理念可能甚至已經影響訴訟時效立法,畢竟《民法總則》已部分吸收《訴訟時效規定》的規則,而后者的不少條文都是該理念的直接產物。第四,就樣本而言,該理念提供了一個如何看待“道德與法律”之關系的典型和一個考察中國法律之獨特面貌的機會。

            

             一、“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形成原因

            

             作為一種源于訴訟時效司法實踐而又可能甚至已經影響訴訟時效立法的理論新動向,“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必須被認真對待和慎重回應。而要做到這一點,首要步驟就是查找該理念的形成原因。

             (一)作為“補漏措施”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訴訟時效規則一直較為簡陋和粗糙,無法滿足實踐的需求。年的《民法通則》僅有7個訴訟時效條文(第135—141條),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法通則意見》)雖對上述7個訴訟時效條文進行了細化和擴充,但也只擴充到13個條文(第165—177條),并且這13個條文只集中于最基本的問題,輻射范圍相對有限。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由法律未規定或規定模糊而導致的疑難問題或法律漏洞難以避免,司法實踐迫切需要“簡單、有效”的指導理念。作為在權利人與義務人之間進行利益衡量的“一刀切”的標準,“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因其簡單、直接的特質而常常較為有效(至少在個案中是如此)。例如,雖然現行法未對“撤訴后訴訟時效是否中斷”作出明確的規定,且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此也多有爭議,但已經有法院直接以“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來論證“中斷”方案:當事人起訴后又撤訴,導致訴訟時效中斷,對此作有利于權利人的理解,符合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要求。該表述甚至被其他案件的上訴人一字不差地“引用”。需求會產生規則,也會產生理念,如果尚不存在規則,那么就需要用理念去填補。

             (二)作為“矯正工具”

             在不少實務界人士看來,部分訴訟時效規則對權利人極為不利,甚至常常成為義務人逃避債務或責任的工具。基于此種認知,在訴訟時效規則修改前,司法實踐難免產生對臨時性矯正措施的期待。作為訴訟時效適用的政策性指導的“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就常常被視為矯正問題規則、實現實質正義的必要工具。這一點在很多判決書的相關表述中可見端倪:我國訴訟時效期間相對較短,對權利人保護不利,相對于對權利的限制,對權利意識的培養、權利的保護和誠實信用原則的維護應居于基礎性地位,在不違背基本法理的前提下,如果既可作有利于權利人的解釋,也可作有利于義務人的解釋,那么應作出有利于權利人的解釋。可以說,訴訟時效期間過短的問題支持和強化了相關時效規則對權利人進行“特別保護”或“提供優惠”的必要性。如果相關時效規則無法解決訴訟時效期間過短的問題,那么,“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便會“挺身而出”并“大顯身手”。

             (三)體現“樸素道德”

             國人的樸素道德情感和國內的不良信用狀況為“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在民法學者看來,訴訟時效本就是“從道德上看最弱的抗辯理由”,在中國法語境下,訴訟時效的道德性問題則更為突出和特殊。一方面,訴訟時效挑戰了“欠債還錢”在國人心中的至尊地位,天然地容易遭遇人們(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法官)的心理抵制。某判決書的表述就很有代表性:“此案雖然已超過訴訟時效,原告因此而喪失了勝訴權,但并不影響原被告雙方通過其它合法途徑來解決此筆債權債務糾紛。本院也奉勸被告:做人以誠信為本,欠債還錢理所應當,雖然你在本次訴訟中以超過訴訟時效贏得了抗辯權,但這并不意味著此筆債務就此消失,該還的錢還是要還的,惡意賴賬可能會產生不良后果。”另一方面,訴訟時效制度的部分規定欠缺合理性,甚至客觀上成為惡意債務人的“保護傘”,這使得同情權利人成為許多人的“下意識”。證據之一是,雖然訴訟時效為“督促權利人”而設,但判決書強調更多的反而是“防范義務人”:訴訟時效并非鼓勵債務人想方設法地拖延義務的履行,也非鼓勵義務人不勞而獲;訴訟時效不能成為義務人隨意否定權利和違反誠信原則的理由;不能任意擴大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范圍而使其成為逃債的工具;等等。如果要防范義務人,堅持適用“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似乎是最簡單易行的辦法。

             (四)體現“實用道德主義”之結果

             黃宗智教授曾提出“中國法律‘道德、權利與實用’并用”的論斷,該結論主要源于對我國民事調解、離婚、贍養、侵權、刑訊逼供、刑事和解等制度或實踐的分析和概括。事實上,我國訴訟時效制度也是如此。“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出現和盛行證明,我國法律在承認訴訟時效有“督促”和“制裁”權利人的效果的同時,堅持對“欠債還錢”的樸素道德觀念的“兼顧”,甚至“優先”追求這種道德觀念。也許有人會指出,《民法通則》以來的訴訟時效制度常常對權利人不利,它不僅背離了“欠債還錢”的觀念,還意外地成為惡意債務人的逃債工具。其實,這種狀況并非由訴訟時效制度對“欠債還錢”觀念的刻意背離所導致,而是由訴訟時效制度應服務于法律秩序和宏觀經濟目標這一優先考量所導致,在這種考量下,對“保護權利人”的考量被暫時壓制了。然而,一旦宏觀經濟因素和法律秩序的影響相對弱化,對權利人不利就變得“忍無可忍”,“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便自然地出現,以實現對權利話語與傳統道德理想的兼顧。

            

             二、“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理論悖論

            

             作為一個基于實踐需求并產生于實務界的法律理念,“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是追求“實用主義”的結果,而非追求理論上的“邏輯自洽”的結果。指出“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理論悖論并非吹毛求疵或者小題大做,因為該理念實在非同小可:由于我國民事基本法中時效規則缺失嚴重,而《訴訟時效規定》等司法解釋的作用又舉足輕重,因此,在“實踐先試”和“司法解釋先行”的立法思路的指導下,一種流行的實務理念對理論和立法的影響不可避免。

             (一)沖擊訴訟時效根據

             作為限制權利行使時間的制度,訴訟時效是對懶惰的制裁,“不保護”權利人的權利行使是正常效果。以督促和限制權利人為目標的訴訟時效制度,竟發展出一個“優先保護權利人”的指導理念,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悖論。

             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關于訴訟時效根據(存在理由),“保護義務人”都被格外強調,甚至被唯一強調。這種“保護”包括兩個方面:第一,避免義務人因時日久遠而舉證困難,并最終遭受不利益;第二,時日久遠會使義務人形成“權利人不再行使權利”的信賴,法律應保護這種信賴。為保護義務人的利益或信賴而限制權利人的權利行使,促進了法律秩序的穩定,產生了超越私人范疇的公益影響。過度強調“優先保護權利人”,甚至將之上升到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和價值理念的高度,會使訴訟時效根據在內部產生混亂,畢竟,“優先保護權利人”與“保護義務人”和“督促權利人”難以被同時追求。

             在《民法通則》制定時期,理論界普遍從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加速社會主義企業資金周轉、鞏固經濟核算制、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經濟效益、有利于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等方面闡述訴訟時效根據。立法者也將訴訟時效的意義界定為:有利于穩定社會經濟秩序,有利于促使權利人早日行使權利,有利于法院核查證據。總之,對于訴訟時效的正當性,我國一直強調從法律秩序、公共利益、宏觀經濟等角度來進行論證,而鮮少從權利人和義務人之間的私人博弈和利益平衡的視角來進行論證。隨著法官依職權援用時效被徹底拋棄,訴訟時效制度對秩序、宏觀經濟等目標的強調也相對弱化,“督促權利人—保護公益”的二元結構逐漸失衡,從義務人角度來論證訴訟時效根據,建立“督促權利人—保護義務人”的新二元結構變得迫在眉睫。過度和機械性地強調“優先保護權利人”,不僅會加劇舊結構的失衡,還會阻礙新結構的建立。

             (二)否定時效抗辯權

             作為“優先保護權利人”訴訟時效理念的表征,部分民事判決書的表述有否定“時效抗辯行為”之意,從而導致“不當”時效抗辯被“擴大化”。判決書常有如下表述:義務人提出訴訟時效抗辯是為減輕或規避義務,相對于對權利的限制,對權利意識的培養、權利的保護和誠信原則的維護應居于基礎地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既要堅持誠實信用原則,不能讓訴訟時效淪為債務人故意逃債的合法工具,也要堅持適度審查原則,不能讓訴訟時效形同虛設;不能使為督促權利人行使權利而進行的限制最終成為縱容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甚至是惡意逃債的工具;等等。雖然惡意逃債的義務人的確存在,但不可籠統地否定義務人提出時效抗辯的行為。義務人提出時效抗辯的目的當然是想不清償債務,但這正是訴訟時效允許和鼓勵的,訴訟時效正是要利用人的自利本性來實現公益目標。

             義務人的訴訟時效抗辯只在極特殊的情形下才可被直接否定,且否定的方式是引入誠實信用原則。從比較法上看,誠實信用原則已成為對援用時效進行合法性審查的“利器”。在德國,如果義務人曾給人造成一種“不準備行使時效抗辯權”的印象,或者故意或非故意地阻礙權利人及時提起訴訟,那么,義務人援用時效的行為將不被允許;如果加害人通過其

          行為(如暗示很快會支付損害賠償)誘使受害人未在時效期間內提起訴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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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法學 > 訴訟法學
          本文鏈接:http://www.m8763.com/data/117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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