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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世瑜:明清史與近代史:一個社會史視角的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9 次 更新時間:2019-08-04 23:58:01

    進入專題: 明清史     近代史     社會史  

    趙世瑜  

       內容提要:在近幾十年中國大陸的歷史學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兩個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領域;但與此同時,兩個在時間上接續的歷史時段中間出現了一道鴻溝——兩段歷史各有其問題意識,學者們向我們展示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和歷史敘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會史研究者從他們的實踐出發,對傳統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間的這種斷裂進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復雜、而非單線的問題意識之下,重新認識這一段歷史的內在脈絡,從而有可能使雙方在一個共同的平臺上進行討論。

       關 鍵 詞:明清史  近代史  社會史

      

       在中國歷史學界,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都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領域;而在這兩個領域中,明清史又與近代史有著時段上的直接聯系,因此,在研究主題上,應該具有相當的連貫性。在近年來的研究及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對話中,一些明清史和近代史學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關注。在這其中,兩個領域中的一部分學者開始進行積極的對話,使長期被人為隔絕、甚至對立的兩個領域有了溝通。但是,就這兩個領域中的主流研究來看,自說自話、各有各的話題、各有各的研究模式,還是很普遍的現象①。對這種情形,實在有必要加以探討和反思,以推進雙方的互動和發展。因此,本文是一項學術史意義上的回顧性研究,它側重的依然是史學研究創新過程中的理論模式與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盡管是有明確指向性的,但卻完全無意進行微觀層面上的批評指摘。

      

       一、問題(topic)的緣起

      

       “明清史”、“近代史”和“社會史”這三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傳統的、甚至本土的概念。

       在傳統史學中,有“明史”,也可以有“清史”②,但是不會有“明清史”。將明和清并列到一起,不僅表明他們不是“明朝”和“清朝”、而是“明代”和“清代”的合并概念,既淡化其正統的王朝世系因素,強化其時期的因素,而且表明人們已把明和清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一個歷史時段,或即共同代表著王朝史的衰落期——這當然是事后總結出來的看法。“近代史”這個概念是個西方的舶來品,在英文中即modern history或history of modern times,傳到日本后曾被譯為“近世”,這些已被許多學者談及,不贅述。當然,這個概念在中國學術界使用的時間也許比“明清史”還要早些,在清末民初并不罕見了。而“社會史”(social history)這個概念當然也是從西方傳來的,民國時期便已頗為流行,甚至在那時發生了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社會史大論戰”。這三個概念的共性,就在于它們都是20世紀初的產物,都是“新”概念。在當時,這三個概念之間的張力遠沒有今天這樣大,這當然與具體的實踐者及其賦予這些概念的內涵有關系。

       在今天看來,這三個概念又的確代表著不同的取向。它們曾經歷時性地代表著三種不同時代的史學范式:

       “明清史”畢竟以客觀存在的政權或國號為時間標記,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王朝體系史,至少是具有濃重王朝體系史痕跡的寫史方式③。此種方式古已有之,且中外皆然,今天我們將其歸為斷代史。“近代史”則以主觀判定的時代為時間標記,代表著一種具有某種科學思維特點的歷史認知方式。這是“近代”以后從西方產生的,對中國來說是舶來品。把歷史分為“古代”、“中世紀”、“近(現)代”是比較晚近的事。所以,一方面他們是根據自己所處時代向回推,離自己最近的就是modern,最遠的是ancient,夾在中間的就是mediaeval或者middle ages;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分期界線也是根據近代以后產生的認識來劃定的,古代與中世紀之間是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中世紀與近(現)代之間是文藝復興和新航路開辟(也有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與工業革命),這些都是近代思想的成果。特別是由于“近代”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意義最為重大的轉折點——不是“之一”,因此帶來一系列對于歷史認知和寫作產生重大影響和爭論的概念:前近(現)代(pre-modernity)、早期近(現)代(early modernity)、后近(現)代(post-modernity)等等,無論前后左右,都是圍繞著近代這個概念轉的。近代史這個概念及這個領域或學科,也毋庸置疑是近代的產物。與前兩者不同,社會史的定語已經不再是一種時間標記,那就是說,它的革命性的或者突破性的意義就在于,它要突破一個被某種意識形態因素限制和困擾著的時間范圍,而把表意時間的角色留給“史”去擔當,這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問題。這三者背后的語境關系如果得到較透徹的理解,我們的研究就會不斷呈現“柳暗花明”的前景。

       在當下關于中國史的研究中,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在目前冠以這三個名目的領域中,有著最為活躍的研究群體和比較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果說在日本,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和唐宋的學者及其成果,與研究后面歷史的一樣出色,那么在美國,研究明清以至民國歷史的群體則要比研究前面的群體大得多。可能是由于所研究的時段特征和資料的緣故,無論是明清史、近代史還是社會史研究的學者,較多注意理論和方法的思考、范式和概念工具的更新,較多注意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互動,從社會史(類似地,從新思想史、新文化史、新法制史)的視角觀察問題的,亦多為明清史和近代史學者——也許正是“現代化”或“現代性”這個主題,把他們聯系在了一起。這使我們的討論可以建立在可以相互理解和取得共識的基礎之上。

       如前所述,從所描述的時代看,“明清”和“近代”在時間上是前后接續的,甚至包括了近代中的晚清部分。它們接得如此之緊,以至清史學者難得經常把自己看成與研究商周史者同樣的“古代史”研究者。其實,在長期的歷史研究實踐中,先秦史或秦漢史與明清史并存于“中國古代史”中,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這并不意味著學者們認為,這些時段之間并不存在差別,或者它們完全同質。如果認真思考一下,如果我們真地認為一前一后兩個歷史時段具有本質上相同的特征,那等于說中國真的是一個停滯的、甚至是靜止的社會。與此同時,說得夸張些,近現代史學者有時會不自覺地將明清史視同于唐宋或許更早,其具體表現在于1840年的“斷裂”得到了極大的強調,而明清與唐宋之間的“斷裂”——假如確有這個“斷裂”的話——顯然不可與前者同日而語。這一方面是忽略了明清史與晚清以降的歷史之間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則是將社會變革的多面性和復雜性簡化了,簡化為只有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碰撞——資本主義化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才是真正的或唯一的劇烈社會變革。

       事實上,我們較少對為什么強調“近代”的劃時代或轉折點意義進行學術史的反思,而將其作為“應然”接受下來。為什么近代這個轉折或斷裂比任何其他轉折或斷裂意義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因為它創造了超過以往的巨大的生產力?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例,我們無可否認近代開埠給這些地區帶來的巨大變化,但正如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學者告訴我們的,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廣州去南邊的黃埔、甚至中山之時,需要花費大半天的時間,路上需要不斷地換車和輪渡,而僅僅過了二十年,人們只需要1小時左右的車程,眼前的聚落格局和社會生態已根本改觀。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發生的變化,可能比此前的一個世紀發生的變化更大,這是否可以說標志著另一個全新的時代的開始?無論如何,因為有了對“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啟蒙時代”,有了“萌芽”等等,它們都是以“近代”為指歸的。這些對歷史時段的表達都是掌握了話語霸權的近代人群體所發明的,后者并不考慮在他們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們自己的時代,因為那些人“俱往矣”。

       “明清”和“近代”及其“史”都是標記時間的符號,至于研究“明清”或“近代”的什么“史”,顯然在這里沒有清晰表述出來。這一表述有賴于不同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典章、紀傳、風土、五行等等到現在讓位給了政治、軍事、經濟、法律、文化等等。這里面除了“本土話語缺失”的問題以外,本來并無大礙,但現在由于前兩個概念的存在且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同“學科”,而在“社會史”前面冠以“明清”或者“近代”的時間標記,問題便凸顯出來。

      

       二、問題(problems)的凸顯

      

       “近代”是某種歷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產物,分期就要考慮上下限的問題。幾十年來,近代史較多考慮下限的問題,較少考慮上限的問題,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對斷裂和連續性的判斷——1840年作為標志,與以前的時代有明顯的斷裂,而跨越1911年,前后的兩個時期有明顯的連續性,就好像宋與唐的連用比宋元的連用更讓人覺得習慣一樣④。這個斷裂體現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國主義的入侵及其影響。這個模式的不足在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已經清楚地得到了討論,毋庸贅述。問題不在于強調這個斷裂是否恰當,而在于在這個前提下討論“近代”的社會史,或者討論眾說紛紜的“現代化”問題,是否可以和不引入這些概念的傳統討論具有本質的差異呢?一旦前提確定,結論怎么有可能突破呢?無非是解釋和評價發生了反轉,從單一強調帝國主義侵略變成同時強調西方現代化輸入,一切的“社會”歷史現象,無非是洋化及其本土反應而已,不同的只是過去討論戰爭、機器、制度,現在則加上些衣、食、住、行、玩、樂罷了。

       近代史中聚訟紛紜的“革命”模式和“現代化”模式也是這樣,難道近代歷史上志士仁人的革命不是為了追求現代化嗎?難道追求和建設現代化不是一場革命嗎?它們怎么突然變得對立起來了?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對“現代化”和“革命”的理解是否過于狹隘,我們是否只是把它們視為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被動的反應,而較少思考中國歷史自身的發展脈絡,較少思考歷史發展的連續性?

       明清史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為什么不說元明史、偏偏明清連用呢?兩個北方族群建立的王朝夾著一個漢人王朝,這其中清人強調“清承明制”,明人、特別是朱元璋強調“一反胡元之政”,好像一個是更多連續,一個更多斷裂。我們需要對這些說法的產生多做一些反思:清人強調“清承明制”,是有他們重建和穩定秩序的考慮的,在相當程度上也的確是事實,但畢竟不是這么簡單的,清人也是有許多自己的創造的,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不可能建立一個空前多元的、地域廣大的統一帝國。假如我們看看王朝更迭時期的戰爭,元末漢人自己打得比和蒙古人打得激烈得多,明朝人把蒙古趕出關外,用了一年左右時間,而清兵入關到統治基本穩定,經歷了四十年戰亂。我們認真思考明朝、特別是明前期制度的歷史,和元朝的淵源關系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軍事制度,明朝對元朝的繼承關系是很清楚的,而清朝對明朝就改變了。我們不得不去思考我們在何種程度上受到當時的主流文獻的誤導,我們面對史料的方法,究竟應該是把它當作歷史真實的全面反映,不假思索地拿來就用,還是需要對史料的作者、對該作者為何及如何制造該史料進行了解,才能真正地理解史料?

    明清史、特別是清史的研究者,往往自動放棄了對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歷史的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近代史已在現行學科體制內被單獨劃分出去,從教學到研究已成相對獨立的單元,他人無從涉足;另一方面是近代史所討論的主題與明清史完全無關,頂多是在中外關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際耶穌會士來華、乾隆年間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等——為近代史的主題作一些鋪墊,相反,倒是論證清統治者恪守傳統的“重本抑末”國策、舉出乾隆皇帝自稱“天朝大國無所不有”那段名言——無論是否符合事實,為近代史定位清朝盲目自大、必然被動挨打提供依據。其結果是,明清史長期以來討論的問題都是被局限在一個傳統社會、“古代史”的框架內,討論明清社會如何衰落,某些新的因素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滯而夭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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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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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05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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