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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趙世瑜:謠諺與新史學——張守常《中國近世謠諺》讀后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1 次 更新時間:2019-08-05 00:00:24

          進入專題: 張守常     《中國近世謠諺》  

          趙世瑜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新史學的發展一般都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開始了一場我 稱之為“眼光向下”的革命,即從關注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轉向注意普通民眾的日常 生活與文化,這在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史學》(1902)和美國人魯賓遜(J.H.Robinson) 的《新史學》(1912)中便已初露端倪。這場革命經法國年鑒學派的大力鼓吹,自20世紀 中葉以來已成為國際史學的主流;在中國則有自1918年開始的北京大學歌謠運動,裹挾 了一批具有革命性觀念的史學家如顧頡剛,雖然它反映了一種民主的觀念,但對當時中 國的主流史學界影響甚微,直至80年代以后,這場學術觀念上的革命才再度深刻影響到 中國史學界。其次是所謂“自下而上”看歷史,這正是西方所謂“新社會史”等等粉墨 登場的背景。因為經過研究實踐,史學家認識到不能把普通民眾及其文化與精英人物及 其文化完全對立起來,不能把日常生活與重大政治事件絕對割裂,必須在發現他們之間 差異的同時尋找他們的聯系,同時“自上而下”地觀察歷史雖則關注了民眾,但視角依 然是高高在上的,不免造成研究的偏差。“自下而上”的大眾立場比前者更為徹底,同 時也才能真正達到“整體歷史”的目的(注:參見趙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與整合的歷史觀》,《光明日報》2001年7月31日。)。

             了解了“新史學”的基本取向,了解了它是一個不斷自我修正的開放的范式,我們也 就可以能夠想像謠諺與它的關系。

            

            

            

             謠諺是什么?這個產生于中國歷史上的本土術語不一定有西方民俗學上的對應名詞。它 們是歌謠和諺語的集合嗎?民俗學中一般把歌謠歸為民間口頭文學,而把諺語歸為民間 語言(注:鐘敬文主編《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273—276、310— 311頁。),如果這樣,它們的歸屬就是分裂的。在國外,諺語與民謠也是分離的(注: 參見布魯范德《美國民俗學》(李揚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8—45、59—74頁 。),前者往往是片斷的、短語式的,后者往往是具有完整內容和情節結構的,一般多 表現為韻文;前者往往是具有警省意義的,后者內容則多種多樣。明代楊慎曾作《古今 風謠》和《古今諺》,實際上也是將其分別對待的,前者多是成篇的韻語,諸如“直如 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之類;后者則多是具有一定寓意的警誡語,如“寧為雞 口,無為牛后”之類。晚清杜文瀾所編《古謠諺·凡例》中曾論謠諺本義:“謠諺二字 之本義,各有專屬主名。蓋謠訓徒歌,諺訓傳言。”“歌者詠言之謂,言者直言之謂; 詠言即長言,直言即徑言。”也是把謠和諺分開來考慮的。因此謠具有歌的特性,諺具 有話的特性;謠表達內容復雜,因而略長,諺表達內容簡明,因而略短。由此看來,謠 諺之間還是有形式和內容上的差異的。但之所以二者可以合稱,也由于它們具有一定的 共性,即在形式上或因押韻而朗朗上口,或因對仗而便于傳誦,在內容上多反映一種比 較深刻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農諺亦如此),這是其長期傳承的重要原因所在。

             無論對謠諺如何定義,它都是民眾生活與思想實踐的直接反映。由于謠諺具備以上的 內容與形式上的特征,它就必然成為民間觀念在空間上傳播最廣、在時間上傳承最長的 一種形式,人們對它自然也就最重視。從春秋戰國以至秦漢,統治者隔一段時間就要派 人去采集民間歌謠,目的是了解民眾的生活疾苦,來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歷代也不斷 出現重視這些民間口承文學的學者,盡力搜集編輯,作為了解民眾思想的一個窗口。

             真正從學術意義上對待這些民間文學資料,應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果,具體的表 現就是1918年北京大學的歌謠征集運動、1920年歌謠研究會的成立,以及1922年《歌謠 》周刊的出版。據周刊的《發刊詞》,當時搜集歌謠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為民俗學提 供資料,即所謂學術的目的;二是凸顯“民族的詩”,即所謂文藝的目的,從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民族民主革命的影響。當時向全國征集的材料即所謂“近世歌謠”,并打算在 征集的基礎上,編纂出《中國近世歌謠匯編》和《中國近世歌謠選錄》,與張守常先生 這部《中國近世謠諺》幾乎同名(注:張守常:《中國近世謠諺》,北京出版社,1998 年。以下均簡稱為《近世謠諺》。)。

            

            

            

             歌謠征集運動本以搜集日常生活中依然鮮活的民間文學資料為主。當時常惠曾批評《 古謠諺》一書,說它“是完全由古書撮抄來的;全是死的,沒有一點兒活氣”。他主張 :“依民俗學的條件,非得親自到民間去搜集不可;書本上的一點也靠不住,又是在民 俗學上最忌諱的。”而《詩經》的價值要更高,因為它是從民間采集來的。(注:常惠 :《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歌謠》,《歌謠周刊》第2號(1922年12月24日)。)這種批評自然 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學者在編輯整理這些民間材料的時候,有可能做一點加工,使其 失去本來面目;但另一方面這一批評又有些絕對,因為我們不能忽視歷史曾經存在過的 口頭資料,要想了解當時民眾的某種思想,除了依據考古資料以外,文獻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只能運用史料批判的方法,對那些材料進行甄別,就好像時人批評漢儒把《詩經 》解為“后妃之德”,然后試圖將其還原為民眾創作的工作一樣;或者把文獻與調查訪 談所得相互比照,發現其間的異同,再做出自己的解釋。

             周作人對于古代文獻中的謠諺就采取了比較科學的態度。他曾對明代呂坤的《演小兒 語》做過解剖,認為其中還是保留了一些“小兒之舊語”,那些“寄托太深”的話恐怕 就是作者的竄改。如“老王賣瓜,臘臘巴巴。不怕擔子重,只要脊梁硬。”(注:周作 人:《呂坤的<演小兒語>》,《歌謠周刊》第12號(1923年4月1日)。)周作人還對當時 出版的《童謠大觀》一書中某些童謠的可信度表示懷疑,如該書列出一首現代紹興童謠 :“貍貍斑斑,跳過南山。南山北斗,獵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周作人指出 《古謠諺》已有收錄,因此絕非現代童謠。又《古今風謠》中作:“腳驢斑斑,腳踏南 山。南山北斗,養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并注明是元至正時的燕京童謠。從 內容來看,前者明顯反映出狩獵民族的生活,而后者已失去明白的含義。

             周作人特別批判了童謠研究中當時還存在的“五行志派”,即把童謠視為某些重大事 變的讖語先兆,認為當時的小兒語后來一一應驗。他批評說,“在杜預注《左傳》還不 妨這樣說,現代童謠集的序文里便絕不應有”(注:周作人:《讀<童謠大觀>》,《歌 謠周刊》第10號(1923年3月18日)。)。實際上早在我們今天之前就有人知道,為了營造 某一事件必然發生的神秘氣氛,人們往往有意創作并傳播謠諺,如秦末陳勝起事時的“ 大楚興,陳勝王”,或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等等。《近世謠 諺》錄元初童謠“塔兒紅,北人來作主人翁。塔兒白,南人作主北人客”,被明人解釋 為元朝和明朝建立的謠讖;又鳳陽童謠“李樹結王瓜,百里無人家”,被清末縣志解釋 為李自成起義的謠讖,應該都是后人的附會。在這里面,往往有文人借了民謠的形式進 行創作,達到迅速傳播的目的,這與民眾的生活創作便是不同的東西,尤應加以區別。

             類似這樣的謠讖,雖然有文人創作的很大嫌疑,但因多匿名,而且在創作出來之后, 又為民間廣泛傳播,因此也可視為“輿論”(public opinion)。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多 與政治事件或人物有關,因此多在城市地區、甚至是在京畿地區流傳。我們無法確切知 道這些謠讖影響事態發展進程的程度,但是一般材料都對其影響估計不低。謠之另義為 流言蜚語,其實就是未經證實的說法,今人以貶義說“造謠”,以中性詞語說,即制造 輿論,做輿論準備。

             如果從所謂科學的角度去分析這類政治性的謠讖,自然會得出與周作人相同的結論, 但是把它們與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往往可以窺見當時的真實輿論和心態。如民初剪辮 子時出現的謠諺有:“宣統番燒,小禿兒要挨刀。”“宣統退位,家家都有和尚睡。” “大總統,瞎胡鬧,一幫和尚沒有廟。”前者是對剪辮者的憤怒,后兩者是對剪辮者的 譏諷。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證,強迫剪辮的確引起民間強烈反彈,只不過新政權并沒有 采取清初“留發不留頭”那樣的過激手段,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知識精英支持剪辮,使 得這場風波并沒有演成清初那樣的大規模社會動蕩。不過問題在于后人的研究立場基本 上是對剪辮持認同的態度,而對清初剃發持否定的態度,使得價值判斷具有強烈的民族 主義傾向,因此對清初的反剃發斗爭著墨頗多,而對民初的反剪辮風波輕描淡寫,即使 有所論及,也一般簡單指斥為“愚昧”或者“保守”的表現(注:楊德瑞:《幾首關于 政治的歌謠》,《歌謠周刊》第47號(1924年3月16日);并見羅檢秋《近代中國社會文 化變遷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74頁。),放棄了更加深入的、比如從民 俗學或者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雖然在歌謠征集運動后期研究性文章有所增多,但資料的搜集和整理還是當時學者的 主要工作,而且比較集中在民間歌謠和傳說故事方面。董作賓圍繞歌謠《看見她》撰寫 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和顧頡剛撰寫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曾引起學界的轟 動(注:《歌謠周刊》第62號(1924年10月5日)、第69號(1924年11月23日)。),就在于 作者從某一主題的研究中提升出方法論的意義,前者通過對不同地區的異文的相互比較 ,發現語音、文字、風俗等方面的差異,后者則通過梳理孟姜女故事的流傳時序,找到 了他以后“層累地創造古史”理論的基礎;前者可以說是空間意義上的,后者可以說是 時間意義上的。到20世紀20—30年代廣州和杭州先后成為中國民俗學研究的中心時期, 研究從民間文學擴大到民間信仰、歲時節日和生活習俗諸領域,但就謠諺而言,由于人 們的注意力所在和材料本身特點的局限(如只言片語、分散等),沒有人在這方面做出代 表性的成就。

             1946年,傅振倫曾在文章中呼吁加強諺語的搜集,他舉例說,貴州有“三不”(不起早 ,不吃飽,不洗澡);“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情,腰無三分銅”,于是 貴州的情況可知;又諺云:“唐塔宋寺,明廟清寺”,則歷代營建概況可知,等等。因 此,“流行諺語,均應記錄,其可考見一地方之特殊情形者,尤應廣行征集,以考當地 之民俗”(注:《論民俗學之范圍》,《藝風》第5期(1946年1月1日)。)。說明學者己 認識到研究謠諺的意義,在后來一些通史著作的部分章節里,也引用過諸如“直如弦, 死道邊”或“舉孝廉,不知書”之類謠諺,形象地說明某時代的社會風氣,但一方面對 謠諺資料缺乏系統的搜集整理,另一方面由于視野的局限而缺乏研究的方法,我們至今 還未見到利用謠諺之類民眾口頭資料進行歷史研究的成果。實際上,如果我們有意探討 前述公眾輿論的問題,對這方面資料的利用和分析是幾乎不可避免的。

            

            

            

          《近世謠諺》一書輯錄的1400余首謠諺,大多是明代以降至近代的,其中許多都能引 出新想法、新課題。即如政治謠諺,是其中最多的一類,因為某種對政治的態度,最需 要輿論的傳播,就像詩歌是表達個人情感的重要途徑一樣,謠諺乃是表達公共情感的最 佳方式之一。書中引清初宋犖《筠廊偶筆》等書記,一知縣上任,在衙門前大書“三不 要”,以示清廉和勤政,即:“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但很快就被各加上 兩字:“一不要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張守常     《中國近世謠諺》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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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 《歷史研究》 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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