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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愛和:梁啟超“新民說”格局中的史學與文學革命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0 次 更新時間:2019-08-05 23:29:40

          進入專題: 梁啟超     新民說     新人學     新史學     新文學  

          關愛和  

             內容提要:19、20世紀之交,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在西風東漸、救亡圖存的思想背景下,策動了以“新民救國”為主旨的思想啟蒙運動。在梁啟超的“新民說”的學術格局中,新人學為核心,新史學、新文學為兩翼。“新民說”在考量與傳播20世紀歐西國家民族觀、國家觀、歷史觀、文學觀的基礎上,呼喚中國傳統學術的革命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而成為中國近代促進國民進步、國家富強、民族崛起的思想先導。梁啟超致力于構建具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學術框架和體系,推動了近代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

             關 鍵 詞:梁啟超  新民說  新人學  新史學  新文學

            

             一、“新民說”形成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在逃亡的兵艦中,梁啟超有《去國行》一詩,抒寫了“君恩友仇兩未報”“割慈忍淚出國門”的惆悵。完成明治維新的日本,在梁啟超心目中,是一個“種族文教咸我同”“駕歐凌美氣蔥蘢”的國度。這讓年方二十六歲的維新思想家,面對未來的流亡生活,充滿著“瀟瀟風雨滿天地”“前路蓬山一萬重”①的遐想。客居他國的梁啟超,很快做出兩個重要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學習日語。梁啟超初入日本,與日本人交流,多用筆談。在東京一年,從日本學者學習日本文法,并編輯《和文漢讀法》。梁啟超《三十自述》追憶此時“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能讀日文而思想為之一變的原因在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歐洲之學大量涌入。面對紛至沓來的新知識、新學理,從學問饑渴的中國走來的梁啟超,感到:“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于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于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②通過日文閱讀西方之書,使梁啟超感到快樂。讀歐洲、日本之書,痛定思痛,反思中國維新變法未能獲得成功的原因,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③,于是梁啟超便有了第二個選擇:重操舊業,創辦報紙,傳播新知。梁啟超秉持新民救國的宗旨,在旅日華裔的支持下,先后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報刊,開始了以文字“維新吾國”“維新吾民”的偉大事業。

             《清議報》時期,梁啟超開始使用“飲冰室主人”與“任公”的名號。梁啟超在《自由書敘言》中解釋“飲冰室”來自莊子“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④。“任公”出自他1900年所作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志,斷發胡服走扶桑。”⑤“飲冰室”與“任公”的稱謂都包含志在救世,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對于政變流亡,梁啟超的感覺是:“愈壓之則愈振,愈虐之則愈奮,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者,今時不過萌芽而已。”(《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65頁)對于中國時局,又以為:“非用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強之時也。”(《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62頁)1901年12月,《清議報》辦滿一百期,梁啟超有《〈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以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概括《清議報》的特色。他這樣歸納《清議報》文字的著力點和思想方向:

             有《飲冰室自由書》,雖復東鱗西爪,不見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質而在精神。以精銳之筆,說微妙之理,談言微中,聞者足興。有《國家論》《政治學案》,述近世政學大原,養吾人國家思想。有章氏《儒術新論》,詮發教旨,精微獨到。有《瓜分危言》《亡羊錄》《滅國新法論》等,陳宇內之大勢,喚東方之頑夢。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揚子江》《中國財政一斑》《社會進化論》《支那現勢論》等,皆東西名著巨構,可以借鑒。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⑥

             由此可見,在《清議報》創辦之初,國民教育與國民啟蒙便是梁啟超最重要的關注點。

             1902年起,梁啟超改辦《新民叢報》。與《清議報》相比,《新民叢報》將辦報宗旨轉移到“維新吾國”“維新吾民”上來。10月,又創辦《新小說》。兩報創辦后,銷路甚好,主編梁啟超因此也成為中國輿論界的風云人物。梁啟超在晚年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回憶說:“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⑦《新民叢報》時期,也是梁啟超逐漸脫離康有為思想窠臼,思想與學術漸趨成熟的時期。其敘述《新民叢報》時期的思想特點云:“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⑧在經歷與章太炎主編的《民報》的政治論爭和報館火災后,1907年7月,發行量最高時達一萬四千余份的《新民叢報》停刊。失去了《新民叢報》這一傳播平臺,梁啟超輿論領袖的光彩也漸趨暗淡。

             在作為維新變法親歷者的梁啟超看來,19、20世紀之交,對于中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關節點。他說:“本朝二百年來,內變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中國數千年來,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這是一個新陳嬗代的時代。中國的唯一出路,在民族強大、國家強大、國民強大。而關于報人的責任,梁啟超在《清議報》時期,將其表述為“廣民智,振民氣”⑨;在《新民叢報》時期,表述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72頁)。辦報為文十年間,梁啟超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民族自新、國民自強的事業。后人曾將梁啟超1902年以后以“中國之新民”筆名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二十篇政論文章,合并為《新民說》,收入《飲冰室合集》中,并出版單行本。其實,梁啟超在《清議報》時期“廣民智,振民氣”的文字,在《新民叢報》時期“維新吾國,維新吾民”的文字,都可以匯攏在“新民說”的框架中。“新民說”是19、20世紀之交梁啟超所策動的以民族自新、國家自新、國民自新為目標的思想工程。民族自新工程為20世紀初波瀾壯闊的中國帶來希望的曙色。

             梁啟超“新民說”中“新人學”的核心是改造國民性問題。甲午戰爭中,大清帝國敗于蕞爾小國,被迫割地賠款并引發西方強國瓜分中國狂潮的現實,使沉浸在“同治中興”睡夢中的中國人幡然猛醒。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激發了中國人救亡圖存的覺悟,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成為以“救亡圖存”為偉大使命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中國近代氣勢宏大的思想啟蒙也是從這里開始的。在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啟蒙運動中,梁啟超與嚴復是同道,但兩人對新學理新思想的啟蒙的定位有所不同。嚴復選擇的是精英啟蒙路線。嚴復對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涉及生物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邏輯學等多個門類。嚴譯名著所建立的西學西來的通道,使“多讀古書”的中國士大夫階層知道,西方在船堅炮利之外,還有許多精深的富國阜民之學。與嚴復不同,梁啟超登上政治舞臺之初,所選擇的即是大眾啟蒙路線。這與他辦報人的經歷有關,也與他以“覺世”為核心的文學價值觀有關。維新變法時期,擔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的梁啟超以“先知有責,覺后是任”的熱情信念,將變法維新的道理,以淺易通俗、熱情奔放的報章文體傳播到大江南北。出道的成功,堅定了梁啟超“為椎輪,為土階,為天下驅除難,以俟繼起者之發揮光大之”⑩的為文理念。以報章為言論陣地,以文字維新國民,成為梁啟超駕輕就熟的思想啟蒙方式。

             《清議報》時期,梁啟超關于改造國民性的思考的六十余篇文字,集中收入1899年成書的《自由書》中。作者在《敘論》中說明書名的由來:“西儒的約漢勒曰: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于我焉,以名吾書。”(11)書中《文野三界之別》以為:“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為定斷。”因此,“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12)。《理想與氣力》感嘆“我中國四萬萬人”,“理想與氣力兼備者幾何人”(13)。《國權與民權》以為:“茍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茍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虎狼國孰得而侵之?”(14)《中國魂安在乎》以為:“今日之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兵魂乃中國魂。兵魂的基礎在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機器也”(15)。《傳播文明三利器》以學校、報紙、演說為文明傳播利器。而小說在傳播文明思想方面也讓人刮目相看。作者希望:“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劃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塊壘磅礴錯綜繁雜者,一一熔鑄之,以質天下健者哉!”(16)《自由書》之外,梁啟超發表在《清議報》上與國民性改造有關的文字還有《國民十大元氣論》《愛國論》《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少年中國說》《論中國人種之將來》《過渡時代論》等。其《過渡時代論》描寫今日中國道:

             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于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17)

             過渡時代的中國需要冒險性、忍耐性的人物擔當道義。其《少年中國說》則把中國的希望寄托于中國少年:

             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18)

             到了1902年后的《新民叢報》時期,梁啟超的“新民說”則更加系統,更趨深刻。《新民說·敘論》中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渾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19)之后的《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以為:“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0)缺乏國民維新,是變法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梁啟超批評中國人因為缺乏國家思想,以致出現“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銜千百”(21)的丑象,讓人汗顏;中國人因為缺乏進取冒險精神,因此在天下萬國中,“退步之速,險象之劇”(22),絕無僅有。中國如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哥倫布、馬丁·路德探尋新大陸、改革舊宗教的精神。其他如權利思想、自由思想、義務思想、自治意識、進步意識、合群精神、尚武精神,《新民論》中均有提倡。其中的《論進步》一文,剖析中國兩千年間群治缺乏進步的原因有五:一是大一統而競爭絕,二是環蠻族而交通難,三是言文分而人智局,四是專制久而民性漓,五是學說隘而思想窒。作者以梁啟超式語體呼吁死寂沉沉的中國以“破壞”求“進步”,又以歐美國家的例子證明“破壞”是“進步”的前奏。

          《新民說》專論之外,梁啟超還有若干論國民性的文字,如《論獨立》《說希望》《敬告我國國民》發表于《新民叢報》。其《論中國國民之品格》檢討數百年來中國文明的退化之跡云:“五口通商而后,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國之丑聲,囂然不絕于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詆為野蠻半化矣;昔之懾我強盛者,今乃詆為東方病夫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梁啟超     新民說     新人學     新史學     新文學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語言學和文學 > 中國現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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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 《文學遺產》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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