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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鐵青:論葉燮對韓愈詩歌的獨特定位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 次 更新時間:2019-08-05 23:40:04

          進入專題: 葉燮     韓愈詩歌  

          李鐵青  

             內容提要:葉燮把韓愈視作古今詩運發展中的關鍵詩人,首次以“詩變八代之盛”“志士之詩”來認識韓愈詩歌。葉燮還認為韓愈的詩歌風格具有“奇”與“平”有機統一的特征。這種獨特定位不僅有助于深入揭示韓愈詩歌的豐富意蘊,也足以知見葉燮的詩學卓識與詩論主張。

             關 鍵 詞:葉燮  韓愈詩歌  變盛  志士之詩  平淡

            

             韓愈詩文兼擅,作品獨具風格、影響深遠。與其文備受后世稱贊相比,其詩卻飽受爭議。既有唐代“詩人已奉之如泰山北斗”[1](P1643)的贊譽,又有宋代歐陽修的師法、沈括等人的貶抑以及張戒的折中調和[2](P306-323),也有明代王世貞的否定[3](P187)等。入清以后,韓愈詩歌仍是眾多詩論家關注的焦點。清人對韓詩的評價出現許多新變,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豐富內涵,葉燮則是其中的關鍵人物。正如蔣寅所言:“這引人注目的變化首先出現在葉燮的《原詩》中。”[4](P166)對于這一論題,閻琦也有一定研究[5](P178-211),但他的關注點仍以《原詩》為主。其實不單在《原詩》中,在《已畦集》《已畦詩集》中也都有許多關于韓愈詩歌的創見。綜合來看葉燮對韓詩的評述,主要涉及風格特征、藝術表現、思想內涵、后世影響等諸多方面。相對而言,葉燮指出韓愈“詩變八代之盛”,屬“志士之詩”,并具有“奇”與“平”相統一的風格特點,這些看法比較獨特,本文擬從這三方面考察葉燮對韓詩的獨特定位。

            

             一、詩變八代之盛

            

             談及韓愈,人們通常會高揚其“文起八代之衰”,卻很少注意到其詩歌的詩史價值與意義。對此,葉燮獨出機杼,發前人所未發。《百家唐詩序》云:“三代以來,文運如百谷之川流,異趣爭鳴,莫可紀極。迨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氏出,一人獨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分條共貫,無不以是為前后之關鍵也。三代以來,詩運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復逾,迨至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群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為前后之關鍵矣。起衰者,一人之力專,獨立砥柱,而文之統有所歸;變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詩之尚極于化。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詩之變盛,則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稱詩者,胸無成識,不能有所發明,遂各因其時以差別,號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今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中’既不知,更何知詩乎?”[6](P81-82)葉燮認為,唐貞元、元和時期是古今文運與詩運的關鍵時期,韓愈正是其中的關鍵人物。葉燮著眼于起衰與變盛的雙重變奏,在認識到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同時,創造性地提出了韓愈“詩變八代之盛”的命題。這個命題具有豐富的詩學意義:一方面,它指出了韓愈對于八代以來詩歌的創變,更新了以往對于貞元、元和時期以及這一時期內眾多詩人的整體認識,即他們都處于“古今百代之‘中’”;另一方面:“詩變八代之盛”不僅格外強調韓愈的作用與地位,也重視要以群才的“競起”“力肆”來實現“詩之尚極于化”的至高目標。

             關于韓愈在詩之變盛中的作用與地位,葉燮的見解頗為獨到。《原詩》云:“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7](P17)葉燮在這里沒有進行詩人間的優劣比較,而是直接提出“杰出如韓愈”,明確標舉韓愈于詩歌發展的杰出作用。在他看來,唐以前及唐代詩歌的發展都是在“因”與“創”的互動中完成的,能夠真正架起唐詩與宋詩橋梁的詩人當屬韓愈。葉燮鮮明指出:“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為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歷、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為禍,必有出于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于陳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為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7](P69)葉燮認為,韓愈的“力大”“思雄”使唐詩為之大變,也成就了韓愈詩歌成為宋詩鼻祖的地位。韓愈之所以沒有仿效俗儒們“擁其鼻,肖其吻”,是有著他不得已的為詩用心:一則“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二則“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三則“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毋庸置疑,此“不得已”下的“必待”與“不得不”是主體基于現實激發而欲罷不能的必然選擇。葉燮的高明之處即是發現了韓愈內心所蘊含的這種“不得已”以及在“不得已”的促動下所完成的詩歌發展的“撥正”與“更張”之功。再者,“想其時”“可不力乎”,是對如韓愈這樣力大、杰出之人的呼喚和回心而鳴,而“可不哀耶”更是對俗儒堅持己見而不自知的警醒和吶喊。此番讀解,非設身處地、惺惺相惜而不可得也。韓愈《送孟東野序》也提及:“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8](P201)后世多關注其“不平則鳴”,細讀深究之,筆者認為此說倒不如“不得已則鳴”更為貼切、入心。葉燮以“杰出”和“鼻祖”來揭示韓愈于詩歌發展的作用和地位,立意深遠,不僅表明了韓愈不得已的為詩用心,而且為闡發韓愈何以做到詩之變盛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關于詩之變盛的另一種支撐,即群才的“競起”與“力肆”,葉燮也有獨特見地。他認為,“詩之尚極于化”的實現,既需要以“鑿險出奇”著稱的韓愈與工于五言詩的劉長卿、代表大歷詩風的錢起、具有平易風格的白居易與元稹等群才的努力,也需要韓愈的友人后學等群才的接力。但他們的接力離不開韓愈的推重:“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愿郊為龍身為云,‘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為之嘆賞推美。”[7](P303-304)對照韓愈的《醉留東野》《寄盧仝》等詩歌,葉燮所說的“嘆賞推美”實乃至論。韓愈對友人后學嘆賞推美,友人后學受其詩歌、氣量與人品的影響而“各途深造”,不僅形成了一支以韓愈為中心實力雄厚且對后世詩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詩人團隊,而且為“詩之變盛”積蓄了無窮力量。故謝無量指出:“退之于詩,兼推李、杜,其所自為,則別為一體,而又宏獎風氣。于當世詩人,雖與己體格不類者,皆多方推挹之,如孟郊、賈島之苦澀,李賀之瑰麗,盧仝之奇恣,并卓然自成一家。至于張籍之律格詩,又為晚唐、北宋諸家所宗,故韓門雖并言古文,亦開后世無數詩派也。”[9](P371)

             葉燮還一改以往諸家割裂韓愈詩與文有機聯系的做法,主張“人與詩文如出乎一”。他在《南游集序》中寫道:“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詩言情而不詭于正,可以怨者也;文折衷理道而議論有根柢,仁人之言也。人與詩文如出乎一。”[6](P90)詩與文雖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一主言情,一主議論,但二者的本源是一致的,都植根于人的思想性情,都盡顯人的心聲與精神。葉燮以詩、文、人合一的視角來審視韓愈及其詩文,不僅給以往重韓文而輕韓詩的認識以撥正,充分肯定韓愈詩歌的價值和意義,而且給“伸唐而絀宋”者以有力一擊:“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于《三百篇》為近;宋人以文為詩,主議論,于《三百篇》為遠。’何言之謬也!”[7](P416)韓愈將古文技法引入詩歌創作,實開“宋人以文為詩,主議論”之先河,突破了“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的詩歌傳統,所謂“獨運其天才,以文為詩,……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絕后”[10](P295)。正是認識到了韓愈對于唐宋詩轉型的巨大影響,葉燮才批駁伸唐絀宋者的謬誤,指出他們“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

             綜上所述,葉燮對韓愈“詩變八代之盛”的獨特定位彰顯了韓愈的才高卓識以及韓愈詩歌的豐富價值,對于豐富中國詩學批評話語具有重要意義,足令眾人矚目。陳寅恪在《論韓愈》中曾感嘆:“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其地位價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來論退之者似尚未能窺其蘊奧。”[10](P296)或許陳寅恪未曾注意到,葉燮對韓愈在唐代文化學術史上的承先啟后作用早有創見發明。

            

             二、志士之詩

            

             古人在進行詩歌批評時,常以創作者的身份或才性來判定詩歌類型,習慣上把詩歌分為詩人之詩、文人之詩、才人之詩、學人之詩等。雖然韓愈集詩人、文人、學者等于一身,但鑒于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共識,后人常把韓詩視為“文人之詩”,如李復《與侯謨秀才》云:“退之好為文,詩似其文。退之詩,非詩人之詩,乃文人之詩也。”[11](P51)“文人之詩”強調了韓愈的文人身份,雖與“以文為詩”的含義相近,但其包含的詩史意義不容忽視[12]。與李復通過“詩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的比較來得出自己的認識相似,葉燮在“才人之詩”與“志士之詩”的對比中,首次以“志士之詩”來標舉韓愈詩歌,其認識同樣具有重大的詩史意義。

             他在《密游集序》中指出:“古今有才人之詩,有志士之詩。……處乎其常而備天地四時之氣,歷乎其變而深古今身世之懷,必其人而后能為之,必遭其境而后能出之,即其片言只字,能令人永懷三嘆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詩也。才人之詩,古今不可指數。志士之詩,雖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韓愈、宋之蘇軾,為能造極乎其詩,實能造極乎其志。蓋其本乎性之高明以為其質,歷乎事之常變以堅其學,遭乎境之坎壈郁怫以老其識,而后以無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號稱才人之所可得而冀。如是乃為傳詩即為傳人矣。”[6](P83)在葉燮看來,韓愈的詩與志是統一的,“能造極乎其志”故能“造極乎其詩”。韓愈能夠以本乎情性、經世歷變、觸境感懷后的“質、學、識、才”來進行詩歌創作,故其詩可以超越“才人之詩”而成為寄托高遠、撫心感魄的“志士之詩”。葉燮所說的“傳詩即為傳人”本身就含蘊著詩歌傳承與“詩言志”的詩史意味。實際上,“志士之詩”的提出,既與韓愈重“志”有關,更與葉燮一貫重視“志”的論詩主張相契合。這也反映出葉燮雖然走的是傳統的“詩言志”道路,但卻賦予了這個命題以新意。《原詩·外篇上》云:“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間。”[7](P263)《蓼齋詩草序》云:“夫士貴有志。茍無志,則無適而不自安于卑下,何郁勃不平之有?惟有志者,其胸中之所寄托于身世閱歷,凡得失、愉戚之境必不與庸眾人同。”[13](P88)研味葉燮對“志”的多次引述,結合他屢次對“立言”“立德”“傳”的論述,可以看出葉燮以“志”來統領才膽識力進而實現傳詩與傳人合一的詩學追求。

          葉燮把韓詩視為“志士之詩”對后世具有深遠影響。張際亮在《答潘彥輔書》中指出:“漢以下詩,可得而區別之者約有三焉:曰‘志士之詩’也,‘學人之詩’也,‘才人之詩’也。……蓋惟其志不欲為詩人,故其詩獨工,而其傳也亦獨盛,如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其生平亦嘗仕宦,而其不得志于世,固皆然也。此其詩皆志士之類也。令即不能為志士所為,固當為學人,次亦為才人。”[14](P1348-1349)與葉燮相比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葉燮     韓愈詩歌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語言學和文學 > 中國古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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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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