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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立顯:柏拉圖論公正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0 次 更新時間:2019-08-06 00:04:52

    進入專題: 柏拉圖   公正     理想國  

    程立顯  

       內容提要:柏拉圖的公正思想反映了其倫理學和政治學的一體化。他的《理想國》將公正作為中心論題,稱得上是一部最早最詳盡的公正理論專著。柏拉圖接受了奧菲士教-畢達哥拉斯學說和古希臘人的傳統觀點,主張公正的本質是今生和來世的酬報。他認為公正是所有道德價值中的最高價值,涵蓋了一切美德,只有公正才能獲得幸福。柏拉圖把公正分為靈魂公正和國家公正。所謂靈魂公正就是靈魂中若干美德和諧秩序,即心靈和諧;而國家公正則是社會各等級“各就其位、各盡其職”,保持均衡與和諧。他提出了區別政府好壞的標準,即:凡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守法政府是公正的好政府,凡服務于統治者私利而不講法律的政府則是不公正的壞政府。柏拉圖的公正思想是西方公正思想史的第一個理論高峰。其后兩千多年來,正是在對柏拉圖哲學的持續批判和繼承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卓越思想家們不斷探索和更新著“什么是公正”的永恒問題,不斷推動著人類道德和社會公正的演進。

       關 鍵 詞:柏拉圖  理想國  靈魂公正  國家公正  公正與道德

      

       柏拉圖與其師長蘇格拉底和學生亞里士多德三位大師,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學基礎。他們是最偉大的三位古希臘哲學家,也是人類迄今最具影響力的三位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圖以蘇格拉底的生活和思想為根據,構建了博大精深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其哲學思想涵蓋了邏輯學、認識論、形而上學、美學、倫理學等領域,但其哲學思考的主要動機是倫理學。[1]333有學者指出,“西方倫理學史幾乎就是一部公正思想史”。這部公正思想史的第一章,就是柏拉圖的公正思想。認真探討柏拉圖的公正思想,進而研究總結西方公正思想史的發展規律,對于我們借鑒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正文化,或許不無裨益。

      

       一、柏拉圖其人其書

      

       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出生于雅典的一個奴隸主貴族家庭,父母雙親均出自名門望族。父親是雅典最后一位君主科德羅斯的后裔,母親是早期的希臘立法者梭倫(前640年-前559年)的后輩。少年時代的柏拉圖,正值雅典慘敗于伯羅奔尼撒戰爭、政局動蕩的多事之秋。“三十僭主”的恐怖專政,更加劇了雅典的危機。但在民主制恢復之后,公元前399年,即柏拉圖28歲那年,民主派卻不公正地處決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對此十分震驚,從而對民主制和僭主制都失去了信心,認識到“有良知的人在雅典政治中無立錐之地”,于是放棄了研究政治學和從政的抱負。[2]18他自此確信,光靠政治手段無法拯救社會,還要依靠蘇格拉底所展示的哲學智慧,因此決心獻身于哲學研究,幫助同胞們追求智慧。隨后多年,他在希臘、埃及和意大利等地漫游求學,結識了當時不少學派的學者,研究了我們下面將要談到的各派哲學理論。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回到雅典創立了學園——歷史上第一家系統探索哲學和科學的教學科研機構。此后,柏拉圖畢生主持學園工作40年,親自教導培養了許多學生,其中最著名的學生是另一位古希臘偉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柏拉圖逝世以后,雅典學園依然活躍地長期存續。在長達兩個半世紀中,它一直是科學和哲學的學術中心。“作為從事高雅而精確科學的常設團體,學園的建立一直被看作(難免夸大)第一所大學的創立。”[1]334創立和組織學園,是柏拉圖對古希臘科學文化發展的重大貢獻。

       無論在學術思想還是在人格品質方面,柏拉圖都師承了蘇格拉底——古希臘哲學巨人中最早的一位注重倫理問題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哲學的任務應該是“認識自己”,目的應該是改善人類。他開創了理性主義哲學倫理學的先河,主張“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為了信念和信仰,他蒙冤受屈、慷慨赴死,在歷史上留下了一段悲劇傳奇。蘇格拉底本人沒有留下著作,其思想遺產的流傳主要借助于柏拉圖的早期對話體著作。

       柏拉圖自童年時代起即通過其舅父們進入了蘇格拉底的密友圈。他在“第七封信”中稱蘇格拉底為年長的“朋友”,極為敬重蘇格拉底的人格。他反省民主派領袖處死蘇格拉底事件之后,才把哲學作為自己的天職。柏拉圖以繼承和傳揚蘇格拉底的思想遺產為己任,把他的“美德即知識”的倫理思想系統化,構建了以理性主義倫理學為核心的龐大的哲學體系。他將自己的哲學追求、理性方法以及對倫理問題的關注,統統歸功于蘇格拉底。學術界一般認為,柏拉圖在蘇格拉底死后提出了理念論、回憶說和靈魂三分說,并有意確認蘇格拉底為其理論的創立人。

       柏拉圖的著作共計36種(包括書信集),統稱為《柏拉圖對話集》。其中涉及倫理思想、特別是公正論題的對話主要是《理想國》(一譯《共和國》《國家篇》)、《斐多篇》《普羅塔哥拉篇》、高爾吉亞篇》《法律篇》等。[2]19《理想國》雖則為柏拉圖所著,但部分地反映了其老師和朋友蘇格拉底的思想。而且,柏拉圖在《理想國》和幾乎所有對話中皆以蘇格拉底為主要言說者,所以無人知曉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其他對話分別反映了多少蘇格拉底的思想和柏拉圖的思想。但學者們一般認為,《對話集》的前一部分是蘇格拉底的觀點,后一部分則是柏拉圖的觀點。《理想國》以討論公正開篇,思考了人們深切關心的大多數領域——婚姻和家庭生活、教育、經濟、政治、倫理、宗教、知識和現實的屬性,以及人的命運。此外,由于它論述所有這些主題的深刻性,兩千多年來,它一直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學者們的哲學思考。

       20世紀著名倫理學史家麥金太爾(1929-)指出,同古希臘思想家的學術傳統相一致,柏拉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密切相關、相互依存,在邏輯上彼此都需要對方的完善。[3]51或者說,倫理學和政治學都以對方的完善為前提。柏拉圖的公正思想也反映了其倫理學和政治學的一體化。當他從元倫理學和規范倫理學的不同角度論述公正時,其論述的側重點都是當時的城邦國家政治體制的公正問題。

       在具體考察柏拉圖的公正思想之前,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前蘇格拉底時代的重要思想流派的公正思想,以呈現柏拉圖公正思想的源頭概貌。

      

       二、柏拉圖公正思想的源頭

      

       柏拉圖公正思想的源頭,可以在從荷馬時代的著作家經由神譜文集轉變到古希臘智者學派的希臘文獻中清楚地看出端倪。對這一源頭的考察,有助于了解西方公正思想史的發端,理解蘇格拉底之前或同時的哲學家、柏拉圖的其他思想先驅者是如何提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回答的同類問題的,以及他們的公正探索是如何從正面或反面啟發后輩學者的。

       追根溯源地說,當我們從荷馬(約公元前9-8世紀,古希臘吟游盲詩人)史詩讀到赫西奧德(Hesiod,公元前8世紀人,古希臘牧人出身的詩人)的《神譜》長詩,我們就會為公正問題所深深觸動。赫西奧德的詩篇譴責“貪賄國王”的“枉判”,欺騙他和伙伴們放棄自己的權利。換句話說,他覺得受到了不公正對待。但什么是公正?到哪里去尋求公正?他在希臘歷史上第一次尖銳地提出了這一根本問題,這是哲學和倫理思考的萌芽。[4]39在哲學倫理學思維發展的開始階段,在希臘傳統中就存在著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兩種不同的“公正”概念。然而,兩者又確乎有某些共同觀點。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些共同觀點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現舉其犖犖大端如下:

       (1)公正是道德價值的最基本元素,為現實領域的更高價值創造條件。換句話說,它是實現所有其他價值的前提和先決條件。

       (2)公正一般也是國家的價值。作為美德的公正和作為國家的客觀秩序的公正具有深刻聯系;作為境遇價值的公正并非僅僅以個人為載體,還要以集體單元為載體。而且,它是只能在社會或國家中才能得以實現的價值;公正所確立的規則也是為社會或國家本身所制定的。[5]

       (3)公正始終意味著和諧或均衡。古希臘國家思想的基本觀念是所有成員共同生活的和諧。眾所周知,梭倫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為雅典憲法民主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推薦實施的法律,就是要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達成和諧或平衡,讓每一個人都得其應得。正如政治學家薩拜因所說:“和諧或均衡或(如果喜歡)‘公正’,在對于物質世界的所有最初的理論探討中都是一個終極原則……于是,從一開始,關于和諧或均衡的基本思想就無例外地被作為自然的和倫理的原則而加以運用,無例外地被認為是大自然的屬性,也是人性的理性特征。”[6]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些觀念如何或多或少地體現于蘇格拉底之前或同時的最早一批公正思想流派。

       在思想史上,公正一直被構想為兩種方式:一是獨立于人的超越現世的永恒觀念,二是我們稱之社會公正的現世(非永恒的世俗的)的人造理想。公正作為獨立于人的理念,也就是作為宇宙秩序,似乎首先表現于人同環境之關系的原始觀念。這種原始觀念明顯地來自于自然宗教,而自然宗教又根源于人類對自然的恐懼和需要。它必然包含對被視為神的因素的盲目服從。根據這些原始的神授公正觀念,人們認識到存在著被想象為外在力量的超自然物,而人類則是恩惠和懲罰的被動接受者。

       早期荷馬史詩的擬人論(約前8世紀)可能仿照邁錫尼時代的模式(約前16世紀)創造了眾神,眾神受主神宙斯的寬松統治,而人類只是宙斯的玩物而已;古希臘的悲劇描繪了挑戰命運之人的普遍觀念。H.D.F.基托認為,“在神的背后是隱蔽的權力(盡管有時兩者合一),荷馬稱之為阿南克(Ananke),它是必然性的擬人象征,是諸神都奈何不得的萬物秩序”[7]。這種等級制的專制主義保障了人借以服從命運的公正,雖然諸神本身在其同人的關系中不受其限制。荷馬史詩中有一個模糊認識:人間的統治者在宗教和習俗的基礎上宣揚公正。為了塵世間的創造物,宙斯頒布了免于相互毀滅的道德,而人類則通過公正避免了這種自我毀滅,盡管由誰來解釋并最終運用這一救贖公正,尚不明確。

       古希臘的公正術語包括希彌斯(宙斯之妻,司掌法律和正義的女神)和戴克(Dike,一個女兒),兩者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例如,前者可以解釋為理性思想的人格化,或是自身固有的正義,這同公正的觀念相似;然而,戴克沒有任何道德含義,也無關乎行為方式,是懲罰的人格化,或者是法官裁決的人格化,且適用于人際關系,這同公正的理想相似。戴克的這些不同含義可能被視為亞里士多德的分配公正與矯正公正之區別的思想起源之一。

       后來,希羅多德(約前484-前430/420)(古希臘歷史學家,被稱為“歷史之父”)在他的《歷史》中,埃斯庫羅斯(約前525-前456,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在他的戲劇中,都把人描繪為被操縱的玩偶,其選擇權極小;把宙斯描繪為貪欲的懲罰者,因而公正則閃耀著人之自由意志的光輝,但這里的人仍是臣服者,盡管被明顯地升高了道德層次。而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戲劇中的安提戈涅借以反抗克瑞翁之命的“上天之永恒的不成文法”,或許為柏拉圖的公正思想以及后期斯多葛派和古羅馬人的自然法和自然權利思想提供了核心內容。

    畢達哥拉斯(約前580年-約前500年)及其追隨者竭力鼓吹輪回學說,宣揚靈魂轉世。畢達哥拉斯把數的概念神秘化,認為“凡物皆數”,數字是萬物的本原,也構成宇宙的秩序;主張公正就是基本平等,而平等概念迄今一直是公正思想的最重要元素。然而,公正蘊含的“對等”觀念的普遍應用產生了“以眼還眼”的報復標準。后來的巴門尼德(前515年-約前450年)談到過的“萬物”多少類似于阿拉克西曼德(約前610年-約前546年)的“無限者”(apeiron),即無固定限界、形式和性質的物質。包括他在內的埃利亞學派談起公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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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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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 《黨政干部學刊》 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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