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u id="ivjgv"></u>
      1. <ins id="ivjgv"></ins>
        <u id="ivjgv"></u>
        <source id="ivjgv"></source>
        1. 傅永軍:康德道德歸責論探賾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2 次 更新時間:2019-08-06 00:12:05

          進入專題: 意志自由     道德法則     歸責難題  

          傅永軍  

             內容提要:康德實踐哲學中的道德歸責難題,因《純粹理性批判》對自由的先驗規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對意志自由與道德法則的關系所作的同構性解釋而尖銳化。康德通過區分感性世界(現象)和理智世界(物自體),將行為的道德性關聯于行為者的理性品格,將行為的非道德性關聯于行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決道德歸責難題,反倒帶來了更為嚴重的理論困境:自由實際上成為一個空洞的先驗概念。這迫使康德轉換視閾,從行動者的實踐能力角度重新詮釋自由問題。自由被解釋為道德實踐者自愿選擇服從或不服從道德法則的一種意志行動,它與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約。因此,自由既聯系著善行,也聯系著惡行。不道德的惡行同樣可以是行動者基于意志之獨立的自我規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斷。如此一來,人不僅要對善的行為負責,也必然要為惡的行為負責。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與道德法則通過自由選擇所形成的條件性聯結,道德行動者的自由選擇就是一種為去惡遷善而進行的斗爭。

             關 鍵 詞:意志自由  道德法則  歸責難題  根本惡  道德行動

            

             在康德道德哲學中,不道德行為的歸責問題是隨著康德對自由的現實性(客觀實在性)問題的討論而逐漸顯露出來的一個倫理難題。眾所周知,康德在道德法則與自由之間規定了一種循環論證關系:一方面,有理性者的自由為道德法則奠基,另一方面,有理性者服從道德法則是因為他們是自由的。這個循環論證很好地解決了先驗的實踐哲學中自由的邏輯可能性問題。但是,當對自由的追問從邏輯的可能性上溯至自由的現實可能性的時候,這個循環論證就自然而然地將先驗的實踐哲學關于自由可能性的論證逼向了一個死角,即,為了證成行動者必然會將自主地遵循道德法則當作行動的理由,先驗的實踐哲學就必須把行動者解釋為理性存在者。如此一來,這個循環論證必然會導致這樣一個難題:“如果我們的自由意味著我們不是僅僅應該而是確實按照道德法則行為的,那么對我們的不道德行為的唯一解釋就是在作出不道德行為的時候我們就根本不是自由的——因此就不能對那些不道德的行為負責。”[1]如此一來,不道德行為的責任問題直接對康德的自由理論以及建構在自由理論基礎上的道德哲學形成一種解構威脅,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且需要批判地加以解決的哲學難題。

             本論文以康德道德歸責論為論析對象,通過分析討論道德歸責難題在康德道德哲學中的發見、康德對歸責難題解決思路的思考以及康德提出的解決方案對其自由學說的影響等問題,“補苴罅漏,張惶幽眇”,為康德道德哲學的研究別創新局。

            

             一、歸責難題的發見

            

             在早期道德哲學著作中,康德并沒有注意到自己的道德哲學中會出現道德歸責難題。那時,康德主要關注意志自由與道德法則的關系,重點是解決自由的可能性,以便為道德法則奠基。此時康德的工作主要是在道德形而上學層面進行。證成自由的邏輯可能性對于成功建構他的規范倫理學更為迫切,且至為關鍵。這項工作始自《純粹理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對自由問題的批判分析,確認了自由存在的疆域,厘清了自由概念的內涵,從而為實踐哲學討論自由如何可能,進而討論自由與道德法則之間的關系奠基了基礎。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依據先驗觀念論的要求,在現象和物自體之間作出區分,并根據這種區分敞開自由因果的可能性。按照康德的闡釋,從自由的宇宙論意義展開理解,當我們將自由理解為一種能夠“自發地開始一系列連續事物或狀態的能力”時,就能夠從理性中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個為理性自身而設立的自發性理念。這個自發性的理念指涉行動中的自由因果性,它意味著自由的理性行動能夠自發地開啟自身,不再依照自然因果性的法則由時間上在先的其他原因決定自身。用康德本人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完全自行地開始一個時間中的序列的能力。所以我們現在也被容許在世界的進程中間讓種種不同的序列在因果性上自行開始,并賦予這些序列的實體以從自由出發行動的能力”[2]。由此可見,自由只有在先驗觀念論的意義上才有其可能。因為,自由的因果性不可能在事實上從屬于一個感性的時空序列。自由作為一種無條件者、一種自主產生一事件的能力,既沒有相應對象可被給予感性經驗,也未曾在相應的具體現實中被給予。自由作為一個必然的概念,它使得自由的因果性邏輯地從屬于有理性的人類之意志,因而是因為人的理性而被先驗建構起來的。自由從來不能是一個經驗的概念,先驗的自由只有成為服從理性法則(而非自然法則)的實踐理性才能夠成就真正的意志自律,從而轉變成為自由的行動。《純粹理性批判》闡明了自由在何種意義以及何種范圍內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純粹理性批判》提供了一個證明,它證成了人類擁有形成一個關于自由的不矛盾的概念的可能性。盡管我們不能對自由概念所蘊含的因果關系形成任何先天知識,盡管意志自由的存在不可能從經驗上得到任何有事實顯示的證明,但是至少我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個信念:自由的因果性和自然的因果性可以并行不悖。這可以看作是第一批判之于康德自由理論的最重要的貢獻。這個貢獻不僅打開了通向自由可能性的大門,也同時指出證成自由可能性的路徑。自由如何可能是一個只能從實踐根據上加以證明的問題。

             《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和《實踐理性批判》是康德為自由的可能性提供實踐根據的兩部重要著作,盡管兩部著作對于自由所以可能的論證有著視角上的差異①,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這兩部著作都把意志自由的存在與道德法則結合在一起,在有理性的人對道德法則的尊重中找到行動的理由,并以此證明自由因為道德而存在,自由就是自律即自我立法、自我守法。所以,康德給出的結論是,“一個自由意志和一個服從道德法則的意志是一回事”[3]。這種從自由與道德法則同構關系中推出自由的做法,就是康德證成自由之可能性的先驗推證方法。

             先驗推證首先否定了關于自由可能性的思辨論證,因為,盡管我們知道只有將一個存在者設想為理性的且其行動是受制于自由理念的,一個存在者的行動才能夠擺脫感性世界的因果制約,成為一種道德行動。“但我們卻無法證明自由在我們自己里面和在人性里面是某種現實的東西。”[3](456/4:448)這意味著,不僅要限制自由的思辨使用,而且要否定從思辨理性出發認知(確證)自由的任何可能性。自由在思辨理性那里既無法經驗地顯示出自己的必然性,更不能先天地證成自己的客觀實在性。自由只能在實踐領域中證成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只有在有理性的人的道德行動中,自由才能證明自己是屬于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的屬性。康德指出:“我們必須也把自由的理念賦予每一個具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它僅僅按照這個理念去行動。因為在這樣一個存在者里面,我們設想一種理性,而這種理性是實踐的,也就是說,它就自己的客體而言具有因果性。”[3](456/4:448)

             實踐地證成意志自由,核心問題就是證明自由作為意志之屬性事實上屬于有理性的人。換句話說,“我們是要證明實踐理性能獨立不依于經驗而自身即足夠去決定意志”[4]。我們知道,作為一位堅定的理性主義者,康德與英國情感主義哲學家不同,他把“同情”“仁愛”“憐憫”等日常生活中的美德觀念從行動的理由中排除出去,而僅僅把純粹的意志對理性的道德法則的遵行當作行動的唯一理由。康德將這種在意志與道德法則之間遵行理性而進行抉斷的行為稱為自由行動。單就這種抉斷行動是一種擺脫了自然必然性的理性行動者的自發行動而言,康德將其納入意志的消極自由范疇,它不過表明了一個行為者可以免于自然因果性的束縛,出于自身的理由而自主地采取行動。本質上“它是屬于有生命的理性者的意志的一種能夠獨立不依于外來的決定原因而起作用的因果性”[4](64)。按照康德對于行動道德性的嚴格主義規范,出自消極自由的行動可以是一種合乎道德的行動,但并不必然是一種道德行動,甚至可以說,出自消極自由的行動經常是非道德的和反道德的,因為,消極自由行動雖然避免了自然必然性這樣的外部原因的干預,但從根本上說,它仍然是一種基于“Willkür”②而出于準則的行動。有鑒于此,為道德的緣故,道德哲學必須形成一個積極的自由概念。

             積極自由不僅體現出意志的一種自我抉斷能力,更重要的是,積極自由還體現出意志按照一種普遍法則進行抉斷,從而為行動提供理由的自主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作為有理性者的意志的一種性狀,其鑒別性特征“并不是擺脫人作為感性存在的需要的因果規定而獨立(因為這種獨立關涉到自由的任意[arbitrium liberrum]概念)。它也不是全然擺脫這些需要的一種自由(因為只有神性意志或神圣意志才被認為是獨立于這些需要的)。相反,它是一種推動作用上的獨立,也就是說,一種獨立于甚至有悖于這些需要而進行自我規定的能力”[5]。這就是說,意志的自由積極規定,是意志的立法性。意志的自由規定不僅表現為意志排除一切外部的原因而自主行動,更重要的是表現為意志為自己立定一種普遍的法則并且自主地選擇它作為自己行動的理由。意志自由實際上就是一種依照不變且普遍有效的法則而行動的因果性。猶如阿利森所說:“具有自律特征的意志是這樣一種意志,對它而言,存有(或能夠有)在邏輯上獨立于行為者作為一感性存在者的種種需要而行動的理由。”[5](139)就此而言,自律如同自由一樣也是意志的性狀。更準確地說,“意志的自由只能作為‘自律,即意志作為對自身來說的一個法則’來被理解為積極的”[1](230)。這意味著,意志自由只有在意志自愿地接受道德法則節制時,才是可能的且能夠成為現實的。意志自由并不意味著擺脫所有規范的限制。相反,意志自由恰恰通過接受道德法則的節制而成為可能的。因此緣故,著名的康德學者保羅·蓋耶爾(Paul Guyer)指出,康德所給出的有關意志自由的論證,“假定意志的自由(在實質意義上)和道德法則是相互蘊含的,我們能夠通過一個應用于我們來證明另一個適用于我們:我們在原則上就能夠通過證明我們服從于道德法則來證明我們服從于自由意志,或者是通過證明我們具有自由意志來證明我們服從于道德法則”[1](231)。自由與道德法則相互蘊含③這種現象,阿利森稱之為自由與道德法則循環論證的“交互性論題(Reciprocity Thesis)”④。

             “交互性論題”關注自由的可能性。當然,自由的可能性不能僅僅是一種概念的可能性,它應當能夠在道德行動中實際實現出來(應該蘊含能夠)。有理性的人對道德法則及遵行道德法則的絕對命令有著直接的意識,直接闡明了非自由的意志一定是受制于外部因素控制的意志,而自由的意志不僅要超出受偏好所控制的自然法則,而且更要將自身置于道德法則的控制之下。這意味著自由總是與理性存在者直接相關。一個有理性者的自由是通過把自己看作理智世界的成員來獲得形而上學根基的。所以,通過區分“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就可以保證自由之于有理性的人的現實性。這樣,“康德論證了我們必須認識到現象的自我和本體的自我的差別,我們本體的自我也必須由一條不同于經驗的法則所統治,這樣的法則只能是道德法則:我們的本體的自我因此必須是自由的,由道德法則統治的”[1](232)。

          但是,康德關于自由的形而上學論證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康德過于關注自由的可能性,而忽視了自由的現實性,這種關注使得康德把論證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自由在行動中的可能性系于行動者的存在方式。在康德道德哲學中,這意味著道德行為必然與人的存在狀態相關。也就是說,人若以感性方式存在,就必然服從自然規律,受制于他律;而人若以理性方式存在,就必然服從理性的絕對命令,并且能夠直接意識到道德法則而導出自由的實在性。這種訴求于行為者存在狀態的論證方式會帶來如下雙重結果:一方面,不道德的行為總是與感性偏好相關聯,欲望原則是感性存在者的必然的因果法則;另一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意志自由     道德法則     歸責難題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哲學 > 倫理學
          本文鏈接:http://www.m8763.com/data/117591.html
          文章來源:《道德與文明》2018年05期

          1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插妹妹a片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