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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姚大志:什么的自由?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90 次 更新時間:2019-08-06 00:15:40

          進入專題: 消極自由     積極自由     政治哲學     道德哲學  

          姚大志  

             內容提要:當代關于自由的爭論都是圍繞伯林所謂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進行的。這種爭論使自由理論處于一種兩難處境:如果按照消極自由的觀念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那么這種自由就是純形式的,它對很多人來說既無價值也無意義;如果按照積極自由的觀念把能力納入自由之內,從而自由隨著人的能力而變化,那么這種自由觀念又明顯是不正確的。這種困境促使一些哲學家提出了第三種自由觀念,以超越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對立。本文主張換一種思路,不再考慮“什么是自由”,而是思考“什么的自由”。按照這種思路,我們發現有四種自由,即本體論的自由、道德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群體的自由。

            

             關 鍵 詞:消極自由  積極自由  政治哲學  道德哲學

            

             在當代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中,沒有任何概念比自由更為重要。在關于自由的當代討論中,沒有任何文獻比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更有影響。自伯林1958年發表這篇文章以來,關于自由的爭論主要是圍繞“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展開的,并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個陣營由自由主義者構成,他們一般都是消極自由的支持者,并且對積極自由持強烈批評的態度。對立的陣營則屬于積極自由的支持者,他們通常也是自由主義的批評者。除了這兩個陣營的對峙之外,還有一些政治哲學家試圖超越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對立,闡發出第三種自由觀念。本文將論證,無論是消極自由或積極自由的支持者,還是第三種自由的倡導者,都不能解決關于自由的這場爭議。因為他們都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我們不應該追問“什么是自由”,而應該追問“什么的自由”。

            

             一、兩種自由觀念

            

             實事求是地說,伯林把自由區分為消極的與積極的,這是極富洞察力的,盡管它不完全是原創的。①這種區分是明確的,所謂消極的自由,回答的問題是“一個人不受別人干涉的領域是什么?”所謂積極的自由,回答的問題是“誰應該統治我?”這種區分也是模糊的,因為伯林有時把消極自由簡略地表述為“免于什么的自由”(free from),把積極自由表述為“去做什么的自由”(free to),而且這種簡略的表達方式更廣為人知和更加流行,這樣它就掩蓋了兩種自由概念所包含的復雜內容。

             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是指沒有干涉,即如果一個人的行動沒有受到其他人或群體的干涉,他就是自由的。就此而言,自由意味著沒有障礙,意味著存在一個領域,人們能夠在其中不受阻礙地行動。如果別人阻止某個人做他本來能夠做的事情,那么他就是不自由的。(參見伯林,第189頁)伯林的消極自由觀念與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是一脈相承的,甚至與通常不被看作自由主義者的霍布斯也是一致的。而且,當代的自由主義者也大都接受了消極自由的觀念。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自由主義的自由意味著沒有干涉。

             對于伯林的消極自由觀念來說,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即自由與人的能力無關。伯林有時把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概括為“免于什么”與“去做什么”,就是為了強調不能把做事情的能力包含在消極自由的觀念之中。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如果你被阻止去某個地方旅行(如巴黎),那么你可以說自己缺乏自由。但是,如果你因沒有足夠的錢而不能去這個地方旅行,那么你就不能說自己缺乏自由。伯林之所以強調這一點,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或其他左翼人士一直批評自由主義的自由是純粹形式的,即這種自由只對富裕階層的人們才有意義。伯林把自由與能力分開,這是為了證明:如果你因客觀障礙(如體力、智力或者資源)而不能去做某種事情,那么這不意味著你沒有自由;只有當你因主觀障礙(如別人的故意干涉)而不能去做某種事情時,這才意味著你沒有自由。

             對于自由主義來說,把自由與能力區分開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如果說伯林的上述觀點為這種區分提供了肯定的論證,那么他所謂“退居內在城堡”的說法則提供了否定的論證。(同上,第204-210頁)這種論證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有很多欲望,但是只能實現其中一些;一個人欲望越多,他沒有能力實現的東西也就越多;如果這個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就會減少他的欲望,以與自己的能力相匹配;如果自由包含去做事情的能力,那么這意味著對于一個理性的人,他只要通過縮減他的欲望,他就會獲得自由;如果他像某種佛教說的那樣完全棄絕自己的欲望,那么他就會成為一個完全自由的人。但是,對于伯林來說,這種欲望的減少甚至棄絕,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自由的反面。這也表明,人們為什么不能把做事的能力包含在消極自由的觀念之內,否則他們單靠減少欲望就可以獲得自由。

             伯林把自由區分為消極的與積極的,這是因為他認識到兩種自由觀念所追問的問題是不同的:消極自由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干涉我到何種程度”,而積極自由關心的問題則是“誰統治我”。雖然這兩個問題本身沒有對錯之分,但是伯林認為后者有可能把人類引向歧途。要理解這種引向歧途的可能性,就要理解積極自由觀念的意義。引起麻煩的地方在于,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觀念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含義。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伯林關于積極自由的論述,那么可以區別出它有三種含義。

             積極自由的第一種含義是,一個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如果積極自由觀念所回答的問題是“誰統治我”,那么這種含義意味著“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由自己來決定如何生活,而不是由別人來決定;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自己行動的根源,而不是被別人強迫的;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引導自己的行為,而不是由別人來指導。簡言之,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一個主體,而不是一個客體。(同上,第200頁)如果我能夠確實感知到我是在自己決定自己,那么我就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識到我并沒有真正自己決定自己,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當然,我要真正地自己決定自己,這需要某些條件,即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在這種意義上,第一種含義的積極自由包含了做事的能力。

             積極自由的第二種含義是,我是自己的主人,這是指理性而非欲望在統治我。如果積極自由意味著“我統治我”,那么這個統治我的“我”是指理性而非欲望。這種含義的積極自由之關鍵在于高級自我與低級自我的區分。如果自由意味著我的行為是由我自己支配的,那么這有可能是由我的欲望支配的。但是,如果我是由欲望支配的,那么我就不能說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是欲望的奴隸。只有由理性來支配欲望,或者說高級的自我來支配低級的自我,我才能夠說是自由的。也就是說,高級的、理性的自我代表了真正的我。這種觀點可以有更大的擴展,即真正的“我”不是個體,而是某個群體(階級、種族或民族)、社會或者國家。正如理性作為真正的自我可以把意志強加給欲望一樣,階級或民族、國家或社會作為“真正的自我”也可以把意志強加給每個人,并且以這種名義來壓制人們。(參見伯林,第201-203頁)顯然,這種含義的積極自由可能會把人們引向歧途。伯林也正是從這種含義的自由觀念里引出專制主義,從而促使他對積極自由持一種拒斥的態度。

             積極自由的第三種含義是,這個統治者與其說是“我”,不如說是“我們”。從第二種含義的積極自由中,我們就能夠看出自由的主體能夠輕松地從個人擴展到群體。對于群體來說,自由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群體的承認要求,即人們作為群體(階級、種族或民族)的成員要求得到承認,而這種承認意味著享有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同上,第229-230頁)另一方面是群體的政治行動,人們參與政治活動并共同地做出政治決定,這就是民主或者人民主權。(同上,第235頁)對于這種意義上的積極自由,我們使用貢斯當的區分更為合適。他把自由區分為“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參見貢斯當,第46-47頁)“現代人的自由”是指個人擁有的各種自由和權利,這相當于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古代人的自由”是指人們以集體方式直接行使主權的行為,這相當于伯林所說的第三種含義的“積極自由”。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現代人的自由”與“消極自由”是個人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與第三種含義的“積極自由”屬于集體自由。

            

             二、自由觀念的困境

            

             兩種自由觀念之區分所產生的問題主要是由積極自由引起的。自由主義者拒斥積極自由的觀念,而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大都堅持積極自由是自由的應有之義。因此,我們需要對積極自由的觀念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自由主義拒斥積極自由,主要出于兩種理由。一種理由涉及到能力問題,因為消極自由實質上是要求不做什么,而積極自由則是要做什么,這樣它會涉及做事情的能力。但是在伯林看來,能力與自由是無關的,否則就會發生退卻到“內在城堡”的問題。(參見伯林,第209-210頁)另外一種理由涉及專制主義,而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作為普遍理性的積極自由會控制個人的激情或欲望,用集體意志來壓制和統治個人意志。另外一方面,積極自由會表現為民主政治,而自密爾以來,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最大擔心就是“多數人的暴政”。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最為珍視的消極自由必然會受到摧毀,個人權利必然會受到侵犯。總而言之,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是不相容的,是相互沖突的,前者會侵犯后者的領域,會干涉個人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這意味著積極自由的觀念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積極自由要求人們不僅具有自由權利,而且也要求人們具有做事的自由能力;第二,積極自由的觀念體現了德國唯心主義的理性主義理想,而這種理性主義理想會導向專制主義。我們下面先討論專制主義,然后再更深入地分析能力問題。

             自由主義反對積極自由,一個重要理由是它會導致專制主義。按照我們上面的分析,積極自由的觀念有三種含義:第一,自由意味著我是自主的;第二,自由意味著實現理性的統治;第三,自由意味著實行民主。自由主義者拒斥整個積極自由觀念,而非僅僅反對它的某種含義(如第二種含義),這是因為他們認為,積極自由的三種含義之間存在邏輯聯系。

             這種邏輯聯系是這樣的。積極自由首先意味著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控制自己、引導自己并且自己做出決定。但是,如果我是由欲望或沖動支配的,那么我能夠說是自己的主人嗎?這種由激情支配的我能把自己引向幸福的未來嗎?我是自己的主人,這能否意味著我可以不按法則行事?我們對這些問題認真思考之后,就會做出否定的回答。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做自己的真正主人,那么我們必須用理性來支配欲望或沖動,我們必須用理智抑制自己的激情,我們必須按照法則行事。這樣我們就從第一種含義的積極自由轉化為第二種含義的積極自由,即理性的統治。理性與欲望有一個重要區別,即它是普遍的。特別是對于德國唯心主義來說,理性是普遍的,這意味著一個人的理性與所有人的理性是一樣的。這種普遍的理性揭示普遍的法則,而我們按照法則行事,這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它也會把我們引向所有人都能夠獲得自由的未來王國。這樣我們就從第二種含義的積極自由轉化為第三種含義的積極自由,即民主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無論是作為理性的統治還是民主政治,積極自由都會侵犯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都會導致專制主義或多數人的暴政,在這種意義上,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是不相容的。

          這種專制主義的批評依賴于積極自由三種含義之間存在某種邏輯關系,而這種邏輯關系依賴于這樣的假設:第一種含義的積極自由會導致第二種含義的積極自由,第二種含義的積極自由會導致第三種含義的積極自由。這種假設的實質是,“理性專制主義”與“多數人的暴政”內在于積極自由的第一種含義之中,即內在于“我是自己的主人”之中。這種假設是成問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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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哲學 > 倫理學
          本文鏈接:http://www.m8763.com/data/117592.html
          文章來源:《哲學研究》第2018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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