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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國勤 陶正玄:溫嶺民主懇談的制度演進與理論發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3 次 更新時間:2019-08-06 00:22:56

          進入專題: 溫嶺   民主懇談會   協商民主  

          王國勤   陶正玄  

             內容提要:1999年浙江省溫嶺市創設了“民主懇談”制度,隨后近20年歷經了制度擴散、重組與鞏固的演進過程,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焦點。民主懇談會在制度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知識增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與國際協商民主經驗與理論的對話中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推進了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理論;第二,溫嶺民主懇談研究在“協商與決策”“代表與協商”和“協商績效”等議題上發展了協商民主理論;第三,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推進了制度變遷理論。這項梳理工作也有助于歸納關于協商民主理論本土化構建的一些有價值的知識命題,更好地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關 鍵 詞:溫嶺  民主懇談會  協商民主  制度變遷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諸多領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也伴隨著這些領域發生的諸多變革與創新。在這種背景下,學者稱“當代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實驗場,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是這個實驗場中正在上演的一部大戲”。①1999年,浙江省溫嶺市創設了“民主懇談會”制度,其中無論是實踐層面還是理論層面,無疑都是影響最大的。

             “民主懇談會”發端于1999年溫嶺市松門鎮采取干部群眾平等對話形式的“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2000年開始統稱“民主懇談會”,并開始在全市很多鄉鎮、村、社區得到推廣。從2001年開始,民主懇談會全面轉型為一種基層民主制度,陸續擴散到城鎮居民社區、基層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團組織等領域。2008年制度創設階段基本完成,基本格局已經確定“議題的不斷拓展,范圍的不斷擴大,方法的不斷創新,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經過民主懇談,已成為當地的一個‘規定動作’和‘前置條件’”。②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不僅應用范圍廣,制度化程度高,而且很巧妙地將國外的一些協商民主技術嵌入土生土長的民主懇談之中”③,因而被公認為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樣板。在持續的制度擴散、重組與鞏固的演進過程中,它也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在跨度近20年來的制度演進與知識增長后,有必要對此進行認真梳理與總結。雖然之前不斷出現對溫嶺民主懇談進行階段總結的文獻,但是大多是經驗描述,或者是圍繞特定功能或類型展開的研究,鑒于此,本文試圖系統地梳理溫嶺民主懇談會在近20年來制度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理論增長,即學界對這個議題的持續研究中究竟在理論層面上帶來了什么,改變了什么,提出了哪些有價值的學術概念或學術問題。

             本文所討論的理論增長,在內在規定性與分析方法方面,主要是圍繞L.勞丹的“解題模型”而展開。在社會科學的語境里,這種模型以理論與現實之間始終存在著的緊張關系為出發點,由此理論的優劣取決于它在與競爭性理論進行比較時,看誰更好地解決了現實中的問題(questions),而且比較的標準主要是看它們在經驗的或概念的問題(problems)上的多寡。④科學的進步體現在不同的研究傳統在其各個層次的要素上部分或整體地進行實現更新或替代。這個模型的基本假定可以說在把研究視作一項科學活動的學者中具有廣泛的共識。例如認為知識增長“并不是指觀察的積累,而是指不斷推翻一種科學理論、由另一種更好的或者更合乎的理論取而代之。”⑤換言之,“范式之所以衰落是因為其內在矛盾和它們在處理這個世界所產生的、對理論不利的事實時的無能。”⑥而且這個過程是持續展開的,因此“知識應該被視作一個持續進行著的社會和歷史的成果。”⑦本文所討論的理論增長也是指在化解理論與現實之間張力的持續互動中,不同研究傳統、范式、理論或理論的要素等各層次上是如何實現更新或替代的。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本文搜集了近20年來研究溫嶺民主懇談的一些重要學術論文、書籍和論文集,然后主要以這些文獻為分析對象,并結合筆者數年來所進行的經驗觀察,進行類似一種事件學術史的梳理研究。這項討論主要圍繞三個研究問題來展開,分別為:(1)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推進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理論的?(2)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發展協商民主理論自身一些關鍵議題的?(3)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推進制度變遷理論的?最后在這個基礎上嘗試歸納關于協商民主理論本土化構建的一些有價值的知識命題,有助于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一、溫嶺民主懇談的概念界定

            

             “民主懇談”本身就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本土化概念,首先“懇談’兩字準確地表達了有意見需要溝通,有想法需要交流,有問題需要協商,有分歧需要博弈等豐富的意思。”⑧其次,被納入了“民主”的范疇,主要指向公共事務的協商,從而開啟了巨大的理論闡釋與制度創新的空間。早期研究主要從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角度來界定其涵義,例如“概括為一種以行政民主為特色的、以吸納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為主要內容、以改善基層權力機構的決策質量為直接目的的一種民主建設途徑,”也被冠以“溫嶺模式”稱號。⑨后來,隨著制度擴散,溫嶺民主懇談至少發展出對話型民主懇談、決策型民主懇談、黨內民主懇談、參與式預算和工資集體協商五種類型,涉及范圍之廣、領域之多已經是制度創立之初沒有想到的。溫嶺民主懇談會雖然形式、類型多樣,應用范圍較廣,學者們對該概念的表達也不同,但是其核心內容是一致的,即一種通過吸納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來改善決策質量的本土化的協商民主。換言之“民主懇談活動的本質在于政治過程的參與各方的合作互動,對話以促進利益表達,共識以形成決策。”⑩

             在類型分析上,首先,早期“民主懇談會”被認為是“一種支配性的商議,一種可控性的商議,”并對其前景持觀望態度。(11)經過10多年的發展,學者提出溫嶺民主懇談已經顯現出了“授權型協商”的特征,即“各種通過磋商來賦權的公共協商形式”。(12)其次,溫嶺民主懇談主要屬于國家與社會互動層面上的協商民主“讓基層民眾以民主懇談會等方式直接參與地方重要政策的決策過程至少在治理層次上提高了民主發展水平,有助于政策的質量、正當性和民眾接受度的提高。”(13)最后,最近一項研究根據國家—社會維度和咨詢—決策維度構建了當前中國協商民主體系的基本類型框架。(14)這個類型框架有助于厘清溫嶺民主懇談在實踐中的復雜定位,雖屬于基層協商,但是它起到了在各協商渠道之間相互銜接的作用。具體而言,“浙江溫嶺的實踐將公民代表協商與黨委、政府和人大的協商連接起來,整個協商過程都與正式的制度安排緊密結合在一起”,例如澤國鎮的協商民主實驗“將協商民主和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效地連接起來”。(15)

            

             二、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推進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理論的

            

             溫嶺民主懇談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時就被賦予了推進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使命。它被稱為“原創性的民主載體”,是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新的切入點、模式。(16)有學者認為溫嶺模式是行政民主的一種形式,主要通過行政方式來體現民意、反映民意和滿足民意(17),并開啟學者們對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新的展望,例如商議式民主、參與式民主等。在初期,其主要是在村級民主制度層面上與選舉民主對話中展開的,還沒有明確地納入協商民主的范疇。“民主懇談”被視為民主選舉之后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載體,屬于一種基層合作性民主制度。(18)其實也并沒有厚此薄彼,它也被認為屬于議政式的參與,與選舉式的參與“二者之間的不同構成了相互補充和完善的整體”,其“發展前景也必須給予足夠的關注和肯定”。(19)后來隨著協商民主理論在中國的盛行,很快溫嶺民主懇談就被納入協商民主的范疇,并開啟了一條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因此被寄予厚望。有學者提出中國如果在沒有多黨競爭的情況下發展出一種協商民主的民主化歷程,將是史無前例的。(20)

             1.從“特色論”到“優勢論”的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如前所述,這種對話是與國外協商民主自身發展的理論演進及其被引入中國的歷程息息相關的。20世紀最后10年國外協商民主興起,其問題意識是如何應對高度分化利益多元的社會。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當前中國也遇到類似的社會矛盾問題。正是共同的問題意識,使得協商民主理論引入中國,成為重要的解釋或構建性的理論資源。中國學者開始認為“協商民主不僅僅是烏托邦理想,它也是我們按照某種恰當路徑追求的東西”。(21)甚至“中國學界可以說是以異乎尋常地熱情擁抱來自西方的這種新的民主理論,并很快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協商民主熱”。(22)正是有了協商民主理論的引入與對話,溫嶺民主懇談研究先后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論點,即“特色論”和“優勢論”。

             首先,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特色論”很快出現,并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前期“特色論”要做些自證合法性的工作,例如解構了那種“直接根據是否存在充分的競爭型選舉而簡單地將政體劃分為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分析框架,而將溫嶺民主懇談視作一種新的民主工具的開發,因而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發展的要素”。(23)解決了這個問題后,學者們更多是在協商民主的理論框架里來討論“特色論”究竟為何的問題,即需要回應“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種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形式”。西方學界關于協商民主的理想是大眾型協商民主,而非傳統的精英型協商民主。相比之下,中國協商民主“(它)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類型,沒有必要按西方協商民主理想來苛責它”。(24)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協商民主很多理念與設計是外來的,引入到中國的實踐,必須要作相應的限定和調適,因此提出了“有限協商民主”概念。(25)關于如何看待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也是學者們爭論的熱點問題。有學者提出一個基于中國經驗的威權式協商(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的概念,認為中國協商民主聚焦于治理層次的參與,是在缺乏政體層次的民主化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獨特案例。(26)也有學者批評把“威權主義”與“民主”兩個對立的概念結合起來過于牽強。相比之下,政府主導是協商民主在中國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政府主導型協商民主”的提法可能更合適。(27)

             其次,廣義的“特色論”的討論同時也在國外理論界展開,尤其是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西方中心論的民主觀是有問題的”。其中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權威雜志《政治理論》刊發了一期題為“超越西方協商民主”的專刊。其中有學者撰文明確提出“我們不能將西方的協商實踐作為衡量的標準,要通過對不同語境下的政治協商進行比較研究和歷史研究,以確定協商實踐可以采取何種形式,在何種條件下方可發展。”(28)可能和這種大環境有關,近幾年來,中國協商民主的“優勢論”也突顯出來。在一項溫嶺參與式預算的案例研究中,學者提出“民主懇談與人大制度的結合就是協商民主與代議民主的結合,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也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優勢”。(29)學者呼吁中國式協商民主到了該認真總結各地經驗、形成一般性理論知識的時候了,并樂觀地預計“未來十年,中國協商民主的前景是樂觀而值得期待的……‘中國有可能真的超越西方’”。(30)在這種確立中國協商民主合法性與優勢性的框架下,圍繞中國協商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所展開的知識構建主要體現在政治參與、政治文化與治理等維度上。

          2.政治參與視角下的中國協商民主政治。學者是從反思既有制度框架的局限(即大眾很少或沒有參與公共政策的商議過程)來確立民主懇談會的意義與價值的。因為大眾參與公共決策的過程“能夠提高決策的質量,使政府的公共決策更具有合法性,以提高公眾的知識與道德水準,(使公眾)超越個人的利益而導向關注公共利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溫嶺   民主懇談會   協商民主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m8763.com),欄目:天益學術 > 政治學 > 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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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治理研究》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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