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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勁秀:陳獨秀與魯迅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55 次 更新時間:2019-08-08 00:10:44

    進入專題: 陳獨秀   魯迅  

    彭勁秀  

      

       陳獨秀出生于清末光緒五年(1879年),魯迅出生于光緒七年(1881年)。魯迅比陳獨秀僅小兩歲,是同時代人。

      

       陳獨秀與魯迅既有交往和情誼,亦有誤會和隔膜。然而,他們都是文化巨人,在彼此的評價上盡管有時失之偏頗,但是從總體上說,他們還是恪守了持平的底線,展示出文化巨人的器量和風度。

      

    交往始于《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在上海創刊(原名《青年雜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1號改名為《新青年》)。以陳獨秀為領軍的一批思想解放的先驅者們,以《新青年》為陣地,吹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號角。他們在《新青年》上大膽地倡導新文化運動,呼喚科學和民主。《新青年》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暗無天日、萬馬齊喑的舊中國,一篇篇振聾發聵的文章猶如一把把熊熊燃燒的火炬照亮了陰霾密布的夜空。

      

       《新青年》首先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巨大的反響,正如毛澤東所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

      

       當時正值“五四”的前夜,苦悶之中的魯迅蝸居于北京紹興會館以“鈔古碑”排遣郁悶,消磨時日。此時正在協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雜志的老朋友錢玄同(金心異)曾說:“我十分贊同(陳)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以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他到魯迅住處登門造訪,勸他給《新青年》寫點文章,魯迅答應下來。并將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5號上,“魯迅”這個筆名從此公之于世,馳譽天下。魯迅自己在《吶喊》自序中說:“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

      

       陳獨秀對魯迅深刻的見解、鮮明的愛憎、幽默的風格和潑辣的文筆非常欣賞。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魯迅)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7月9日,陳獨秀又在信中說:“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 魯迅在1920年8月7日日記中寫道:“寄陳仲甫(小)說一篇”。僅過六天,陳獨秀就于8月13日復信周作人:“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即魯迅的另一篇小說——筆者注)在這號報上印出。……倘兩先生高興再做一篇在二號報上發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 陳獨秀在把魯迅的《風波》發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8號后,立即致信周作人:“魯迅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他在考慮到魯迅的小說應該結集出版時說:“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將《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由此可見,陳獨秀對魯迅文學創作的關心和支持。后來,魯迅接受陳獨秀的意見,將創作的小說結集為《吶喊》出版。

      

    尊奉前驅者的命令

      

       魯迅稱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學”,并說“不過我所尊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那么,魯迅尊奉的“革命的前驅者”所指何人?長期以來,由于陳獨秀一直戴著一頂頂嚇人的大帽子,一直被斥之為“壞人”、“反革命”……,所以,誰也不敢把陳獨秀的名字與“前驅者”放在一起。“魯迅所說的‘革命的前驅者’是誰呢?過去人們常說是李大釗。誠然,李大釗是其中的一位,但無可諱言,陳獨秀是其中主要的一位。”(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134頁)

      

       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魯迅認識李大釗緣于陳獨秀的關系。因為,魯迅是在應陳獨秀的邀請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期間見到李大釗的。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我看見守常(李大釗)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充分說明,魯迅與李大釗的相識,陳獨秀起了橋梁的作用。

      

       既然魯迅說自己“我所尊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那么,尊奉者必須首先是一個革命者。所以,魯迅在《革命文學》一文中說:“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欺騙盲試官的。"

      

    頻繁的文字交往

      

       經錢玄同牽線搭橋,魯迅與陳獨秀及其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從1920年8月至1921年9月一年間的魯迅日記中可見一斑。

      

       1920年8月7日:“晴。上午寄陳仲甫(小)說一篇。”

      

       1921年5月18日:“晴。午后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得仲甫信。”

      

       8月30日:“下午寄陳仲甫信并二弟文一篇,半農文二篇。”

      

       9月10日:“寄陳仲甫稿二篇,又鄭振鐸書一本,皆代二弟發。”

      

       9月25日:“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片。得陳仲甫信。”

      

       9月26日:“寄陳仲甫信并二弟、三弟稿及自譯稿各一篇。”

      

       從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可以看出魯迅當時與陳獨秀密切、頻繁的文字交往。魯迅把寫好的文章寄給陳獨秀,陳獨秀一般都給魯迅復信。魯迅給陳獨秀寄文章,往往也附信說明。

      

       魯迅對陳獨秀的關心和支持自然是心領神會、念念不忘。他曾滿懷感激的心情說:“這里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有陳獨秀的大力支持,有《新青年》作為陣地,魯迅如魚得水,“一發而不可收”,在不長的時間中便創作出一系列優秀的作品。

      

    魯迅對陳獨秀的評價

      

       魯迅與陳獨秀的頻繁交往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了解。魯迅曾評價陳獨秀的性情為人:“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這是魯迅對陳獨秀胸無城府、正直坦蕩、光明磊落、不搞陰謀的政治品格的比喻,是非常確當和形象的。

      

       1927年1月,魯迅應中山大學之邀到廣州。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非常重視,指示中大的共產黨員學生徐文雅、畢磊等人一定要支持魯迅,做好魯迅的工作。魯迅曾問徐文雅:“你們的負責人是不是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見過他,也認識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陳延年對魯迅政治上相信,在個人感情上則以晚輩的身份敬之以“父執”之禮。從這個側面也可以看到陳獨秀與魯迅的密切關系。

      

       193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黨在解散“左聯”后,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認為這個口號存在“不明了性”的缺陷,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于是引起所謂“兩個口號之爭”。當時上海地下黨的一些領導人實行左傾的和宗派的路線,容不下魯迅的不同意見,便以“托派”、“內奸”等大帽子威嚇、壓制、排斥、打擊持不同意見的人。魯迅滿懷義憤地痛斥他們:“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由于魯迅在反駁左傾勢力和宗派主義時援引了他們使用的“內奸”、“反革命”、“托派”、“漢奸”等誣陷不實之詞,托派臨委書記陳其昌大喜過望,誤認為魯迅已公開與他們站在一起了,于是便于6月3日以陳仲山的名義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一方面拉攏魯迅,一方面攻擊中國共產黨中央。身患沉疴的魯迅讀了這封信非常氣憤,立即請馮雪峰按照他的復函意見整理成文,以正是聽。明確表示“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兩人的誤會和隔膜

      

       魯迅與陳獨秀后來也產生了一些誤會和隔膜。如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又一次被捕。11月27日,魯迅在北師大演講時,有人問:“先生對陳獨秀怎么看?國民黨為什么要逮捕他?”魯迅回答說:“陳獨秀早離開了革命陣線。國民黨逮捕他,并不是殺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組織一個合法的黨,跟共產黨進行斗爭。”魯迅的話確實戳穿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陰謀,他們就是要軟硬兼施,迫使和引誘陳獨秀或者到政府做官,或者另起爐灶,重建新黨,與中共抗衡。但均被陳獨秀斷然拒絕,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

      

       陳獨秀是否獲悉了魯迅的這段話不得而知,但憑魯迅對陳獨秀的了解和交誼而言,陳獨秀如果獲悉魯迅的這段話,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為,陳獨秀至死都不承認自己離開了革命陣線。魯迅說他“早離開了革命陣線”, 陳獨秀絕對不會接受。

      

       正在國民黨監獄中的陳獨秀聞知陳其昌致信魯迅之事,怒不可遏,他認為陳其昌企圖拉攏魯迅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魯迅之于共產黨,無異于吳稚暉之于國民黨,受捧之余,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什么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陳獨秀對魯迅如此不客氣,是否與魯迅在北師大對他的那幾句話有關,我認為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1937年11月21日,出獄后的陳獨秀在發表紀念文章——《我對于魯迅之認識》中說:“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又說:“魯迅對于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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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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