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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昶:革命的普羅米修斯:民國時期的鄉村教師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593 次 更新時間:2008-06-24 12:58:06

    進入專題: 民國   鄉村教師   中國鄉村研究6  

    劉昶  

      

      I

      

      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開始是一個城市知識分子運動,后來轉移到農村成為一場鄉村革命,并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那么,在這一過程中,是誰把革命的火種播撒到農村,是誰向農民宣傳了革命的思想并組織他們起來革命呢?迄今為止,中國革命史和現代史上的這個重要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人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激進的知識分子充當了普羅米修斯的角色,把革命傳播到了鄉村。而沒有人進一步追問,是知識分子當中的哪一個群體,通過什么途徑來幫助中共實現這個重大轉變的?雖然,關于中國革命的研究已經不計其數,但我們對上述具體問題的了解還是非常貧乏和有限。

      原始資料的缺乏可能是多年來妨礙人們去研究這個棘手課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近年來由于越來越多的檔案開放了,越來越多的個人回憶錄和地方歷史出版了,這個障礙應該不再是個問題了。現在大量可資利用的史料應該允許我們來解決中國現代史上的這個謎團了。在這些史料中有兩類對我們研究這個課題特別有幫助,它們是各地出版的文史資料和新縣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國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文史資料,收錄了各地早期黨史的大量回憶錄。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各地普遍編纂的新縣志也都詳細記錄了各縣地共產黨歷史發展情況。任何一個細心的讀者在閱讀這兩類資料的時候都會發現有一個社會群體在中共早期的鄉村革命活動中特別活躍,它就是各地的鄉村教師。在很多地方是鄉村教師建立了當地第一個黨組織,最早在農民中宣傳了革命的思想,并在鄉村開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動。根據筆者在廣泛閱讀相關史料時所做的估計,中共早期鄉村黨組織有70-80%是由鄉村教師創建的。如果這個估計不錯的話,我們就可以確定鄉村教師充當了中國革命中這個普羅米修斯的角色[2]。下面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以獲得一些感性印象。

      1929年春天,劉通庸到[河北]容城小白龍村敬業兩級小學當校長。當時,我在午方村北校教書。聽說劉來了,我去看望他。這時劉通庸對我宣傳革命的道理,大意是:國民黨從1927年叛變革命后,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勾結北洋軍閥。要想革命,只有參加共產黨。當時,我們正對國民黨不滿,這些道理恰符合我們的心愿。白龍村敬業兩級小學教員李子英、蔡友堂等人的思想也是進步的。劉與李并介紹了一些社會科學書籍和左翼小說要我們看,……那時,經常和我們在一起活動的還有野橋小學教員李岐山、農民王有定。陳志新等。我們不僅做口頭宣傳,還油印了《告窮朋友書》的小冊子,署名是“容城縣共產主義小組”,散發給一些小學教員和附近的農民。

      1930年,…..我離開了午方村北校,到容城縣通俗講演所工作。……因我和本縣大多數教員都熟悉,有些教員進城時常到我這里來。……借此機會我向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四、五月間,我們發起并組織了“革命文藝研究會”。……

      1931年4月間,保定特委陸治國同志來容城。……[他]對我說:“我介紹你加入共產黨。”并要我去保定。到保定后,中共保定特委書記賈振峰同志……對我講了政治形勢、黨的組織、工作方法、接頭方式等。……對我說:“你回去后建立中共容城縣委,縣委建立后,由你任縣委書記。”……

      ……1931年4月下旬,中共容城縣委在我家召開了成立會。

      黨和團的初建,成員多是小學教員、師范教員和學生,農民較少。……(陰一剛,1983:86-92)

      最近,筆者的一個學生,上海師范大學的丁留寶,在他的碩士論文“鄉村革命的播火者――以安徽農村黨組織建設為例(1923-1931)” 對這個中國革命史中的重要課題做了非常扎實的實證研究。他查閱了安徽所有的新編縣志,大量的文史資料、回憶錄、檔案,重建了中國共產黨1920和1930年代在安徽建黨的歷史。他的發現充分證明了鄉村教師在中國鄉村革命中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鄉村教師是中共鄉村革命的播火者。他的研究統計了安徽全省66個縣(市)黨組織創建情況。在1931年以前,安徽共創建了各類黨組織 (小組、支部、區委、縣委) 381個。這381個組織的負責人中有203人身份不明,余下的178人中教師119人,學生13人,商販18人,農民13人,國民黨黨務10人,其它5人。具體統計見表1。教師占了178人中的67%,加上學生的7.3%,接近3/4(丁留寶,2007:51)。也就是說,安徽早期近75%的黨組織是直接由鄉村教師和學生創建的。這個比例與筆者在閱讀這一時期史料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

      雖然我們還需要更多像丁留寶這樣的實證研究來重建各省各地早期鄉村革命的這一段歷史,但是丁留寶的實證研究和目前筆者掌握的資料已足以說明,鄉村教師是鄉村革命的先鋒和橋梁,是他們把共產主義這一套舶來的、復雜精致的意識形態變成當地農民聽得懂的語言和可以理解的道理,是他們把共產黨這一高度嚴密而自律的組織帶到了“一盤散沙”的鄉村。沒有他們,發源于通商口岸高等學府里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可能永遠局限在孤島般的城市中國,而不會成為動員和裹挾千百萬中國農民、并最終顛覆了城市中國的鄉村革命[3]。

      這里并不是說中國農民不能接受外來的思想觀念。事實上,在傳統社會里,各種千禧年式的外來信仰通過行政和市場等級體系以外的社會網絡曾一再滲透進封閉的鄉村,吸引了大批的農村信眾,并曾多次在鄉村中國掀起驚天動地的風暴。孔飛力討論過外來異端的這種傳播方式,將其稱之為“白鐵匠和貨郎”模式 (“tinker-peddler” mode),其特點是這些異端的信仰和組織通過走村串戶在鄉村社會橫向地編織他們的網絡,而不是沿著正統的行政和市場體系垂直地傳播和構建,孔飛力將后一種空間協調方式稱之為正統的“同心層級”模式,(“nested-concentric” mode. Kuhn, 1980: vi-vii)。

      在其研究華北農村的經典之作《華北農村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黃宗智推測雇工在外的貧農很可能在共產黨領導的鄉村革命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們是鄉村革命中最易燃的引火物 (Huang, 1985: 308)。黃推測的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們從丁留寶的研究中確實看到一些商販和農民的身影。但是考慮到共產主義是一種與傳統千禧年信仰完全不同的復雜意識形態,它大大超出了文盲、半文盲的中國農民的認知范圍,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鄉村教師會成為共產主義革命在鄉村的主要傳播者:他們接受的教育使他們有能力理解這一復雜的意識形態,而他們對本地鄉村實際情況的了解,使他們能根據農民的切身問題、并以農民能夠理解的語言來宣傳和解釋共產主義。

      而就傳播的空間方式來說,共產主義也與傳統異端信仰的路徑不同,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這種外來的、也是“異端的”意識形態,在鄉村中國的傳播恰恰是按著孔飛力所謂的正統模式,即沿著行政和市場的等級體系,從中心城市向省城、縣城、集鎮、鄉村這樣逐級垂直擴散開去的,這也正是近代西方教育體系和其它許多現代事物在中國發展傳播的路徑。而鄉村教師在這個傳播路徑中正好占據著城鄉聯結的關鍵點,他們從城市接受了現代教育,又回到鄉村教書,但與集中在城市的母校、老師,以及教育行政機構仍保持著經常的聯系;并且與同在鄉村教書的同學、校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也決定了他們比基本上只在村莊之間流動的貨郎和雇工有著更大的空間優勢,來傳播和發展源自中心城市的革命思想和組織。而鄉村社會的流動匠人、商販或雇工,如果他們也參與了這種傳播的話,很可能仍是沿著“白鐵匠和貨郎”的路徑在走村串戶時從鄰近村落市集帶回了“二手的”革命觀念與組織,而不大可能是從這些思想與組織發源的城市把它們“直銷”回來的。

      其實,把傳統的中國鄉村說成“一盤散沙”也是應該糾正的一種偏見,在傳統的中國鄉村有著各種各樣自發的、服務于不同目的的協作和組織,特別是一些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具有極大的政治潛力,可以組織動員成千上萬的鄉村民眾來同國家或外來勢力相對抗 (戴玄之1973;Naquin 1976; Overmyer 1976; Perry 1980; 馬西沙 1986; Esherick 1988)。但是不論是天地會、白蓮教這樣的超越村社的秘密宗教,還是紅槍會這樣扎根村莊社區的自衛組織,畢竟與共產黨這樣高度嚴密而自律、既超越地域又扎根底層的現代革命組織不同。本文是在這個對比的意義上,把傳統中國鄉村說成是“一盤散沙”,意在強調,傳統中國鄉村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像共產黨這樣的現代革命組織。

      進一步論證鄉村教師在中國革命中的這一作用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把鄉村教師在中國革命中的先鋒橋梁作用做為一個事實,來探討鄉村教師這個社會群體的構成、經歷及其生存狀態,追問為什么他們在中國現代歷史的這一特定時期如此活躍和激進,什么原因促使他們中的一大批成為革命的共產黨人。

      

      II

      

      鄉村教師在1920和1930年代所起的革命作用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沒有任何其它社會群體起過這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鄉村教師像在這個時期那樣,在全國的政治舞臺上扮演這樣重要的角色[4]。在一定程度上,這可能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構成特點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黨在早期的影響范圍和社交圈子。中共早期的黨員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青年、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在自己所熟悉的社會圈子和交往關系中,如師生關系、同學圈子來發展組織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二十世紀初現代教育在鄉村的發展,把他們的社會交往關系迅速廣泛地擴展到中國鄉村,更何況他們中不少人本身就來自鄉村。通過曾是他們的學生或同學的鄉村教師來進入鄉村現場,發展鄉村的黨組織,開展鄉村的革命活動,顯然是最為便捷和可行的途徑。如前所述,鄉村教師受過的教育使他們有能力理解共產主義這一復雜的意識形態;而他們對本地鄉村實際情況的了解,又使他們能根據鄉民的切身問題、并以鄉民能夠理解的語言來宣傳和解釋共產主義。因此,當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開始重視農民運動時,很快也認識到鄉村教師可能是黨開展鄉村工作的重要幫手。約在1925年底,中共專門通過了一個《鄉村教師運動決議案》:“為發展我們的鄉村工作,我們應當首先注意于在鄉村中智識比較進步而有領袖地位的鄉村教師,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介紹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541)。次年7月中共的四屆三中擴大會議通過了《農民運動決議案》,其中再次強調在開辟新的地區時要利用鄉村小學教師來開展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214)。

      但是,盡管有中共的主觀愿望和努力,如果鄉村教師對中共的主張和招募不感興趣,沒有共鳴,中共的愿望也難免要落空。所以要理解鄉村教師政治傾向和革命熱情,我們還必須從鄉村教師本身著眼,弄清楚他們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群體,由什么人構成,什么樣的狀況使他們成為激進的革命者,等等。

      首先,鄉村教師主要是鄉村初級小學的教師。清末學制改革以后建立起來的教育制度把初等 (既小學) 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初小學制四年[5],新學制要求在所有的村莊都開設初級小學,為全國兒童提供義務教育。高級小學學制兩年,通常只在縣城和大的鄉鎮開設[6]。1949年以前,義務教育不包括高小教育。初等教育以上的教育機構 (中學、大學和各類職業專業學校) 則絕大多數都開設在城市,鄉村學校幾乎百分之百是初級小學,而鄉村教師則基本上都是初小教師[7]。

      自從最早的現代初級小學在1890年代開辦以來,初等教育在中國發展十分迅速。表1告訴我們至1930年代中期為止,中國初等教育的發展概況。初等教育的迅速擴張意味著小學教師數量的迅速增長,不過表1只告訴我們1929年以后的統計數字,我們必須根據已有的師生比例信息來重建1929年以前小學教師的人口數據。根據表1,小學的師生比例在抗戰前南京政府時期在1:19至1:26之間,平均值是1:22。另外這一時期,由于初等教育的迅速擴張,師生比例有上升的趨勢。當然,南京時期的這個趨勢并不一定代表清末民初的小學教育發展的情況。不過一些零散的資料表明,南京時期前的師生比例要高于清末民初。比如,1924年一份全國統計告訴我們,當時的初等教育師生比例是1:17.6 (黃季陸編,1971: 89-92)。據此,如果我們以南京時期的1:22的平均師生比例來重建清末民初的數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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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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