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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鳴:民國的三個面相 思想文化繁盛的時代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865 次 更新時間:2008-07-19 23:11:15

    進入專題: 民國  

    張鳴 (進入專欄)  

      

      國家歷史系列講座之三

      主講人: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時間:2008年5月28日

      地點:北京師范大學

      (整理:王蕾)

      

      民國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它的確比我們此前的明朝歷史、清朝歷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發現彩色歷史”的話,這個民國歷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現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異的面目出來,很好看,也很好玩。

      現在是民國熱,我曾經做過這段歷史,翻過一些史料,翻過這段時期的大批報紙,對這段時期的歷史有點直觀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民國的三個面相:第一個是制度面相;第二個我要考察一個現代化的面相;第三個我要考察一個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線行進

      

      民國時期大分起來有兩個階段:一個是北洋時期,一個是國民黨時期。但是具體細分,它還有不同的階段。在北洋時期,分得比較整齊的是“四個四”,即袁世凱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國民黨時期第一階段黃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戰時期,內戰時期。

      袁世凱時期,開始他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是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但是大總統沒坐穩就開始帝制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考察袁世凱這個稱帝,未必是像我們很多歷史學家講得是這個人特想當皇帝,做皇帝夢沒做成,等等。

      從制度演進的角度來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謂的君主專制去。但是我們知道,在中華民國最初的四年,就已經發生了歷史的復辟。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袁世凱從做總統那天起就想當皇帝,所有的論證都是從后面往前推的。當時并沒有人想,也沒有人說好像他一開始就是一種專制的意圖,沒有證據。

      在袁世凱沒稱帝之前,人們還看不到這個政權有潰敗的跡象,這也是為什么袁世凱依然會稱帝的原因,但是稱帝以后不到幾個月,就潰敗了。歷史上諷刺他說是“二陳湯”送了他的命。“二陳湯”一個是陳宦、一個是陳樹藩、還有一個是湯薌銘。這三個人本來都挺忠于他的,后來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這是開玩笑,就說袁世凱的基本力量,確實在他稱帝之后呈現出土崩瓦解的態勢。

      我認為有一點,不是因為袁世凱想把中國拉回到過去,他的行為是違反了當時中國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實當時老百姓對民國很不感興趣,發現民國真不怎么樣。沒有皇帝的日子還不如有皇帝好過,老百姓當時其實是這樣想的。這也是后來袁世凱想當皇帝的緣故,他覺得中國沒有皇帝鎮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時候不抗稅,沒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稅。所以袁世凱覺得很麻煩,不光老百姓這樣想,底下那些地方勢力,尤其是地方軍人更這樣想,所以他就稱帝。這樣之后發現情況更糟。社會上層在清朝垮臺之后,傳統的意識形態:儒家倫理、忠孝仁義這一套崩解了。忠于誰?核心的價值沒著落了。于是西方的進化論,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就是嚴復從西方搬來的那一套,它成了我們的意識形態。

      袁世凱稱帝觸犯了這個進化論,觸犯了當時整個社會的上層,包括多數的手握重兵的軍閥。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鍔他們有多大力量,關鍵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孫中山剛剛創立民國的時候,實行的是美國體制,就是總統直接統率內閣。因為孫中山對袁世凱不放心,于是把這個制度改成了法國制,就是半總統制。在總統和內閣之間多了個總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責任內閣不在總統。

      袁世凱死后是段祺瑞執政當家,他當的是內閣總理,因為是責任內閣。袁世凱死后又重新恢復了民元時的國會。這就開始了皖系統治時期。

      皖系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感覺至少在國家政治運行上,很像是一個民主國家。有國會、有參眾兩院、有議案、有表決、有責任內閣上國會述職、報告,雖然也是國會里頭墨盒亂飛,茶杯亂摔,甚至開會打起來了。那時候看起來很像一個民主體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實際掌權的段祺瑞發現跟國會弄不明白,跟總統也弄不明白,就出現了府院之爭。府院之爭背后實際上是責任內閣或者說掌權的總理跟國會之間的問題。于是他就把第一屆國會廢了,宣布它到期了。國會議員覺得雖然我們時間上是到了,但是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履行職務,你應該補。段祺瑞說不能補了,于是就選了第二屆國會。從1917年開始醞釀到1918年選出第二屆國會,其中有一個叫徐樹錚的智囊,操控組織了一個安福俱樂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地方找了個大宅子,把這些頭面人物進行聯絡,里面吃喝嫖賭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錢。民元國會基本上還是選的,雖然選舉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團糟,因為中國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畢竟沒有賄選。

      到了第二屆國會,兩種方式,最普遍的一種就是賄選、買票。他們就是兩層,第一次初選出來之后再互選,把人選上去,選成國會。大量都是賄選,公開的買票。當然也有比較橫的,比如各地軍閥,他打開票箱一看選出來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馬上換票、重寫。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買賣。這樣通過買的方式,選出來一個第二屆國會,人稱“安福國會”。

      顯然,從制度層面上第二屆國會就比第一屆國會差了,但是后來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復了民元國會。按道理說這個國會不是賄選的應該好一點,但殊不知經過這么長時間,這些國會議員早就已經很腐敗了。當時北京有一個說法,就說逛妓院的,又說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兩院一堂”,“兩院”就是參眾兩院,“堂”就是京師大學堂,那時候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是特別喜歡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錕想當總統的時候,他就開始賄選,那時候總統是由國會議員選出來的,他不像袁世凱,袁世凱不賄選,他是派人把兩院給包圍了,說我們都是公民,你們必須把符合我們要求的總統選出來,要是不選出來,我們就不讓你們出去吃飯睡覺。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錕用的是軟的一手。他就說你們選吧,一人給你們發點補助,這補助就是五千大洋。當然也有便宜的,關鍵是看買賣的時候這個交易的結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時候大總統就開始賄選了,皖系賄選國會,直系連總統都是賄選的。

      到了奉系上臺的時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個臨時執政,執政府就在鐵獅子胡同,現在還在。臨時執政就沒有國會了,然后臨時執政的執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沒辦法繼續了,這時候張作霖就直接出來當家,他變成了軍政府,安國軍政府,他當大元帥,軍政府就更沒有國會了。

      袁世凱時期,我們后來說他到稱帝的時候已經是有點特務統治了,但實際上那個時候因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報紙還是可以抨擊他,章太炎這種人的不滿意,在底下罵還不行,還非得跑到總統府去大罵,砸桌子、打家具,最后無奈了才把他軟禁起來。這個軟禁可是非常優待的軟禁,一個月給他發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當政的時候,當時報紙罵段祺瑞罵的非常難聽。但段祺瑞并沒有因為這個罵去把人家報館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沒有。直系的時候,這方面也還可以。

      到了奉系就開始實行管制了,尤其是還管大學。奉系接班的那時候我們都知道是中國比較窮的時候,老師開不出工資來,張作霖說:工資我給你們開,但你們必須聽話,不聽話就抓槍斃。這個時候開始殺記者了,當時著名的記者林白水和邵飄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槍下。

      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情況就更糟了,對思想的控制,對文化的控制就更嚴了,這時候就開始有新聞檢查官了。至于制度,國民黨的制度雖然不是軍政府,但事實上是軍政府。它是黨國,就是以黨治國。但事實上黨組織又沒有軍隊發達,國會也沒有。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以國民黨的黨代會來代替國民大會,立法院實際上并不運作。

      我們看到民國這兩大階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著一個下降線在進行的。它跟整個社會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們覺得我們只有不共和,只有遠離民主才會好一點。到了國民黨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整個的民主狀況是要比北洋時期差一大塊,但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家力量有所恢復。可以說,好像在制度上是專制在救中國,不是民主在救中國。

      為什么在制度層面上這樣走下降線?辛亥革命以后實行的制度,從西方移植的代議制體制,中國人實行起來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連上層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們知道,代議制的核心就是三權分立,而三權分立中主要是兩權,就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制約和制衡,因為司法相對來說要超脫一點,尤其是一般的政治臺面上,就是兩權在爭取。但這兩權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協調、怎么操作。掌權的人那時候是段祺瑞,一開始他真心想老老實實按西方那個規矩來運作代議制,我去做一個責任內閣。但是他發現,如果按照西方的規矩運行,他處處碰壁。反過來,他不玩這套,他引入軍人干政,玩弄權術,縱橫捭闔,他發現這時候是如魚得水。就說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壞了做一路暢通。

      民主的招牌、代議制的招牌,沒人敢摘下來。包括蔣介石在鼓吹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時候,他都是在內部講話里講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它實際上是一個軍人統治,或者說中國的軍閥時期。軍閥時期是掛著最先進的一個制度招牌,但實際上是軍閥。軍閥卻始終不能直接去統治,除了非常少的階段或者小區域,像縣,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統治,他必須有一個省議會。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從清末以來,尤其是從甲午戰爭以后,中國人已經徹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進化論才流行,《天演論》才發行,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在這個進化論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價值觀意義上的東西。雖然我們不了解它,眾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這個招牌沒人敢把它摘下來,摘下來就意味著復辟。人們在這個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開始的時候人們還真的想著去尊重它,說我們真的去操練它,操練之后發現不行,就開始陰奉陽違了,開始掛羊頭賣狗肉。掛的是這個招牌,我底下該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進一步就像國民黨時期有個訓政,因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們:訓,教訓,我把他們教會,然后再來實行。說實在的,就這些口號和制度運行最合適的就是訓政,就是虛偽程度還低一點。

      也正因為意識形態上有了進化論這個因素,有了制度的這種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帶的東西,比如說相對的尊重個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會里頭,相對的尊重個人自由,相對的言論自由,相對的新聞自由,一直到國民黨時期,還是有的。就說你到國民黨時期,還可以自己辦報,但他還是會查你。

      真正的政權的運行實際上是在按傳統的路數在進行,從帝王時代的皇權和紳權聯合統治,變成軍人和紳士聯合統治,就是加拿大學者的說法。基本的路數都是傳統的,只是這個傳統有點千瘡百孔。軍閥們也曾經想修復這個,想祭天、想祭孔、想振興國學。不僅袁世凱想搞這個,連那個狗肉將軍,“三不知將軍”:不知自己多少錢,不知自己多少槍,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也在講經,也在印十三經,據說中國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經就是張版的。但是他們實際上做不到,他們并沒有能夠真的去恢復傳統,恢復不了傳統,也摘去不了現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個民國的政治確實有一種吊詭,有一種玄幻的感覺。

      

      現代化面相:物質現代化,思想專制化

      

      民國時期的一部分,就說在沿海都市,民族工業確實有很大的發展,后來的著名品牌,比如說“侯氏制堿”、“金星鋼筆”,這些都是在民國沒有關稅壁壘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業。但是這樣的民族工業,在同時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們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很多新的職業,還有很多文化藝術的繁盛,大學的進步。其實我們可以說軍閥本身并不像我們很多通俗作品中講的,都是壞人,都是些搶男霸女的,毫無愛國心的惡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們可以承認,軍閥中確實有土匪。但是軍閥的主體相當一部分人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清末國家軍事現代化的產物。從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編練新式陸軍。新式陸軍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凱系的;一部分是各省練的新軍,這些人后來都成軍閥了,他們當初都是懷著一腔報國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學校學軍事。

      日本人允許中國人學軍事,但是只許你學士官這個層次,就是最基層的,他絕對不允許你往上學。日本有軍官大學,但是不讓中國人學。即使這樣,中國人還是去學,非常非常吃苦。在軍校里,不僅是要接受訓練,還要忍饑挨餓,還要受老兵的欺負。后來華北有一個著名的漢奸叫王繼堂,雖然臭名昭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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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國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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