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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來:宋明學案 為往圣繼絕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41 次 更新時間:2008-10-16 21:14:35

    進入專題: 宋明理學  

    陳來 (進入專欄)  

      

      今天講會的題目是“宋明學案”。學案就是錄載學術的傳承、發展、演變,“宋明學案”就是把我們國學的宋元明這個時代的國學的主要形態和發展作一個大概的介紹。這里“宋明學案”的學是指儒學,而儒學在宋明時期是以理學為主,其中又包含各個派別。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宋明學案”,是要從“宋明理學”來看看國學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有什么特色和它的發展演變。

        一、宋明理學的起源

      理學發端于11世紀,但是發展的苗頭可以追溯到中唐時期以韓愈為代表的早期儒學復興運動。韓愈的儒學復興運動有一個明確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記得幾年前曾經發生過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門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臺灣,當時鳳凰衛視做了全程實況轉播,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行程,受到上百萬人的歡迎,后來這個佛指舍利又到泰國。懂一點歷史的就知道,這個佛指舍利正是和韓愈有關,這個佛指舍利在唐憲宗的時候曾要把它迎到宮中做一個短期的供奉,結果被韓愈知道了,韓愈寫了一個《諫迎佛骨表》,勸誡皇帝不要這么做,不要迎這個佛骨到宮里面來。韓愈認為佛教的進入,讓人們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教的教義和它的僧侶實踐違背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綱常倫理,因此任由其發展就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倫理秩序,使社會無法維持。所以韓愈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把《大學》提出來,高舉《大學》旗幟,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來打擊和壓制標舉出世主義的佛教,通過這種方式擴大儒學影響,開始了儒學復興運動。

      還有一個人是我們必須提及的,范仲淹。從唐代末期到北宋,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為主的經濟形態出現,他們的子弟通過科舉進入到國家政權隊伍里面,成為士大夫的主體,成為儒學學者的主體,這成為這個時代的特色。因此這種社會出身的知識人,在倫理觀念、文化態度和思想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魏晉時代,尤其士族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大異其趣。范仲淹兩歲時父親死了,困窮苦學。這樣的經歷在北宋理學很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冬天學習困了的時候,用冷水洗面來刺激精神,沒什么吃的就喝很稀的稀粥。范仲淹不僅有很多講學的成就,更是代表北宋前期儒家知識群體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每感論天下事,時至泣下”,關心國家大事,以國家大事、以民生為己任的那種情懷,可以說感染了當時一代知識分子,“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這影響了士大夫風氣的變化,也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北宋儒家人格的發展方向。如果沒有范仲淹這樣的人物出現,沒有這種道德精神出現,那宋明理學的出現應該說是沒有前提的,也就是沒有可能的。討論理學,按照《宋元學案》的講法,得從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講起,而其中兩位重要人物,一個是胡瑗,一個是孫復,都是由于范仲淹的親自推薦才得以在朝中做官,才得以從事講學事業。

        二、宋明理學的真正發端

      我們先把這個發端追溯到周敦頤。因為周敦頤做過二程的老師,二程又是北宋道學真正的建立和創立者。周敦頤號濂溪、字茂叔,湖南道縣人。二程在回憶跟周敦頤學習時是這樣講的:“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就是說孔子跟他的弟子顏回他們即使很貧困地生活,在顛沛流離中也保持了一種精神快樂,“所樂何事,所樂何處?”這就是周敦頤讓二程兄弟經常尋求的問題。兄弟兩個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當時有沒有琢磨通我們不知道,但是這個問題對他們后來的發展很有影響。“尋孔顏樂處”后來變成整個宋明理學一個內在的主題。

      理學的發端的第二位,我們來看張載。張載號橫渠。張載對《易經》、《易傳》,特別是對《系辭傳》的解釋發展出一種氣本論的哲學,特別講“太虛即氣”。為什么“太虛即氣”在這個時候要被強調起來呢?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最初的動機是對佛道哲學,特別是對佛教挑戰的一種回應。佛教講“空”,有的時候也用“虛”這個概念,道教里邊更多的講“虛”“無”,從魏晉到隋唐,佛教、道教的思想影響很大。張載為了反對佛老的這種虛無主義,首先建立了一個以“氣”作為主要載體的實在主義的本體論,回應佛道本體論的挑戰。

      需要指出的是,張載和范仲淹也有關系。他21歲的時候去見范仲淹。史書講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即一見就知道這個人是有長遠大發展的人才。范仲淹對張載說“吾儒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就引導他去學習《中庸》。張載又盡讀釋老之書,史書說他“累年盡究其說”,看了很多年之后他覺得對佛教、道教有點了解了,了解之后“知無所得”,知道這里邊沒什么東西,然后“返而求之六經”。張載這個例子跟我們后面講的很多理學家的例子是一樣的,先有一個“出”,然后再來“入”,這樣學問才能夠最后堅定地確立起來。他通過對佛教、道教的學習,然后找到一個“他者”,這個“他者”給他提供一些思想的營養,也讓他看清了這些思想的一些特性。通過這樣的學習,能夠幫助他回來重新了解儒家的思想。你直接了解不一定能夠真正了解到,所以你需要一個迂回,需要一個“致曲”。

      張載還提出很重要的四句話,馮友蘭先生把它概括為“橫渠四句”,這四句也對后來理學有重要影響,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可以說不僅是對宋明的理學家,而且對宋明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都起到一種精神激勵作用,即使有些人不以理學發展為志業,也都會受到這種思想的感染和激勵。現在,大家對橫渠四句中的第一、第二、第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三句話都能夠肯定,但對于第三句“為往圣繼絕學”以及它的現代意義往往有些疑慮。其實這第三句也可以有廣義的理解,“為往圣繼絕學”這個“圣”字不是僅僅講孔孟的,那是從堯舜開始的,從華夏三代文明開始的,三代文明的精華沉淀在六經,儒家則始終自覺傳承六經代表的中華文明的經典,所以說,“為往圣繼絕學”,可以理解為,是要接續、繼承、復興、發揚從堯舜周孔到以后的中國文化的主流傳統,所以這里的“學”,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儒家文化的發展,而是我們夏商周三代以來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主流傳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努力復興中華文化。這代表了理學的一種文化的自覺。所以這句話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有深刻的文化意義的。

      三、理學的建立

      理學的建立主要講二程兄弟。以往學者比較喜歡講“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包括我們前面講過的周敦頤、張載,還有二程、邵雍。其實,“北宋五子”里邊核心是二程。為什么呢?因為“北宋五子”是以二程為聯結中心的。周敦頤是二程的老師,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也是講學的朋友,而邵雍呢,和二程一起居住在洛陽,是一起講學討論的同仁,可見二程確實是理學或者道學的建立者。二程中的老大是程顥,號明道,人稱明道先生。程顥也是“泛濫于諸家,出入于佛老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后得之。”

      關于理學,程顥在思想上有什么發展呢?他活的時候講過這樣一句話,說“吾學雖有授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史上,“天理”二字早就出現了。《禮記·樂記》里邊講,“不能返躬,天理滅矣。”這是宋明理學最直接的一個來源。程顥有一個命題,說“天者,理也。”什么意思呢?實際上是他在對以六經為代表的古典儒學進行新的詮釋。我們知道,在古典儒學里邊,特別在《尚書》里邊,它保留了作為神格的天的概念,所以就有“皇天震怒”這樣的語句出現。程顥認為,我們如今在《詩經》中看到的那個有人格的“天”,我們在《尚書》中看到的那個有人格的“天”并不是真正的有人格的“天”,那個“天”其實是“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則,這是“天者,理也”真正的思想。所以這樣的“天”的概念的確是以前所沒有的,理學家們把上古儒學中一些迷信的東西揚棄掉,“理”就被發展、詮釋為一個上古時代六經中“天”所具有的最高的本原性的概念,理學體系便從此具有了其真正意義。

      史書記載,程顥這人具有一種“溫然和平”的氣象,對人很有感染力。有的學生跟從程顥學習幾個月后感嘆,如在“春風和氣”中坐了幾個月。一般而言理學家跟皇帝關系都不好,而程顥雖也批評皇帝,但是皇帝卻很被他感染。神宗本來是很信任王安石的,王安石跟程明道政見不和,可是在程顥見完皇帝臨走時,皇帝囑咐要程顥“可常來求對,欲常相見。”這樣的君臣關系是少見的,這就說明了程顥與皇帝的談話很讓皇帝受感染。程顥曾經跟皇帝說,我希望皇上你要常常注意防止自己人欲的萌發。同樣的話朱熹也曾對孝宗皇帝說過,但孝宗很不喜歡,可是神宗皇帝聽完程顥的話后,卻拱手對說:“當為卿戒之”。意為你這樣勸我,我當為你來提醒我經常警戒自己。

      他的兄弟就不同了。二程中的另一位程頤,號伊川。程頤18歲時到太學求學,當時主教太學的胡瑗出題考學生,題目便是“顏子所好何學”。程頤于是寫了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此文令胡瑗對他刮目相看,于是讓程頤參與教學,結果當時有的京中官員就把程頤做老師來對待。程頤也曾參加過科舉考試,但是考過幾次未中,就放棄了。后來家里有推薦作官的機會他都讓給了族人,拒絕接受。所以直到四、五十歲依舊是個沒有任何出身的布衣。但是50多歲時他一下被提升為皇帝的老師,官銜為崇正殿說書,當時小皇帝即位,大臣都推薦他去給皇帝教書。但是程頤的性格與程顥有所不同,程顥是“溫然和平”,而程頤則是“嚴毅莊重”,對待皇帝、太后都非常嚴肅,要求給小皇帝講課時太后應在簾后同聽,垂簾聽講而不是垂簾聽政。在他以前,給皇帝講書的官員是站著的,皇帝是坐著的,而他說這不行,一定要讓講官坐著講,以此培養皇帝尊儒重道之心。此外程頤還提出了很多大膽的建議,不怕因此得罪皇帝、太后,但最后終因得罪人太多而被外派。他非常嚴謹,生活上也是如此,一生謹守禮訓。晚年有學生問他:“先生謹于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意為先生視聽言動、待人接物什么都是按禮來做,是不是太辛苦了?程頤答:“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意為我按著禮行事使我每日就像踏在安全的平地上,有什么辛苦的,如果你不按著禮行事,那便使你每天都處于危險的地方,那才辛苦。

      如程顥一樣,程頤也提出了理學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命題,就是“性即理”。“性”就是指人的本性,這句話跟程顥所提的命題“天即理”在理學中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都是非常核心的命題。以前學者講人性有講人性善、人性惡、人性無善無惡、人性三品等等,到北宋時如王安石也是受到人無善無惡的影響。程顥是用“理”來規定、界定天的概念,天是最高的本體。程頤則用“理”來規定、來解釋人的本性。

      四、理學的發展

      宋明理學的發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最簡單的講法就是程朱陸王了,前面講了二程的階段,后面就講講朱和王。

      同許多宋代知識分子一樣,朱熹也是出入佛老,泛濫百家,然后返求諸六經。前人說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他既吸收了二程的思想,還吸收了周敦頤、邵雍、張載的思想,揚棄了佛道的哲學,通過對《四書》的不斷地、終身地、死而后已地注釋,建立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在他的體系中,提出了關于“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統的理論解釋。《大學》的“八條目”里面最基礎的就是“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正心誠意。可是,什么是格物呢?漢人的解釋很不清楚,把“格”解釋為“來”。朱熹就通過解釋發展二程思想,把“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即物”,就是不能離開事事物物;窮理就是要研究了解事物的道理。

      朱熹講“格物致知”,最早是講給皇帝聽的。他34歲的時候,孝宗繼位之后召見了他。他就給孝宗講了“格物致知”,說帝王之學,必須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見皇帝時說,大學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沒有做到“即物窮理”,沒有做到“即事觀理”,所以就沒有收到治國平天下的效果。可見理學提出“格物致知”這些理論,不是用來約束老百姓的,首先是針對帝王之學的。朱熹要給皇上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而孝宗皇帝是不喜歡別人批評的,所以他對朱熹的兩次奏對都不是很高興。又過了十幾年,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因為全國大旱,皇帝就召集學者多提批評意見。朱熹又寫信上諫了,講“天理人欲”、“正心誠意”,說皇上不能“格物窮理”,所以只能親近一些小人,沒有國法綱紀,不能治國平天下。皇上聽了很生氣。到了朱熹晚年的時候,他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時,就有人對他說,你喜歡講“正心誠意”,但這是皇上最不愛聽的,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嚴肅地說,我平生所學,就是這四個字,怎么能夠欺君呢?他見到皇帝的時候,還是批評了皇帝,說皇帝內心里面“天理有所未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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