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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柯: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

    ——關于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歷史思考[1]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81 次 更新時間:2012-08-28 17:57:19

    進入專題: 國民國家   民族問題  

    王柯 (進入專欄)  

      

      進入80年代后期以后,中國的民族問題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在南方地區,民族問題的內容已經不再超出經濟的層次;而在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及內蒙古自治區中,分裂主義勢力卻逐漸抬頭[2]。民族問題有許多種表現,但其最激烈的表現,不外乎要求打破現有國家體制,獨自建立民族國家的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因此,人們推測:西藏和新疆地區的分裂主義運動,將會成為21世紀中困擾中國的最大難題之一。

      許多外國學者在談及中國之所以存在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時,都將其歸罪于所謂根深蒂固、至今仍在作怪的“華夷思想”(sinocentrism),即漢民族歧視周邊民族的思想。其實這種說法,既無視了中國分裂主義發生的歷史背景,也無助于理解中國民族問題的性質[3]。因為從時間上來看,所謂“華夷思想”(且不論此詞是否恰當),并非近代以來的現象,而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從空間上來看,即使存在歧視其他民族的“中華思想”,其對象當然也就不僅限于個別地區的個別非漢民族。但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既不是起源于人民共和國時代,也不是發生在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地區[4]。

      1911年的外蒙古獨立運動,開近代中國邊疆民族中分裂主義運動之先聲。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舉行大規模起義的南方的少數民族,自這個時期起卻不再出現分裂主義的傾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之后,無論是南方或者北方的少數民族,都受到了50年以上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自治的教育;同時,中國政府還向西藏、新疆和內蒙古地區投入了比起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來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的財政援助;然而結果卻是:西藏、新疆和內蒙古地區的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時隱時現,始終威脅著中國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為什么90年前,內蒙古、西藏、新疆地區開始發生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為什么90年間,西藏、新疆和內蒙古地區的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一直不肯銷聲匿跡?很明顯,要想深刻理解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問題的性質,至少應該回溯中國90年間走過的歷程,而作一種歷史的反思。

      

      一、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與分裂主義的發生

      

      90年前的1911年,是給中國社會帶來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的一年,然而也是開始發生中國近代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的一年。這一年的11月8日(舊歷10月10日),清王朝的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書,內稱:“現聞內地各省,相繼獨立。革命黨人,已帶兵取道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眾,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視。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傳檄征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日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起行。是否照準,限本日三小時內,明白批示”[5]。因為外蒙古的王公已于一年前開始暗中交接俄國勢力籌劃獨立,這封提出原本不可能兌現之條件的呈書,目的不過是為了制造一個宣布獨立的環境。當天晚上7時,三多再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外蒙古獨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以期完全。……庫倫地方,已無需用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全數驅逐,以杜后患”[6]。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獨立的人們實際上區分了清王朝與“中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蒙古是清王朝版圖的一部分卻不是中國的領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卻不愿意成為中國的國民,既然辛亥革命爆發,蒙古也就應該獨立。

      邊疆民族中開始發生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大變革,兩件事連續發生,并不是時間上的巧合。正當清王朝開始全面崩潰之時,有一個思想家已經預見到: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區有人會以清王朝覆亡為借口,提出脫離中國的要求。他就是梁啟超先生。1911年10月-11月,梁啟超先生在《新中國建設之問題》中明確提出:“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于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系,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清王朝的垮臺之所以會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區民族中發生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原因在于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政治構造曾經具備“滿族聯合蒙、藏、回以牽制漢人”的性質。所以,當這種政治構造垮臺之時,蒙、藏、回中便有人認為自己也應該與漢人脫離干系。

      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建立起來的王朝。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由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為主人公的王朝。這些王朝,最初都是在中華文明地域之外成立政權形式,因為在進入“中國”之后認識到無法用自己的傳統方式統治“中國”,開始向中華王朝轉化;然而由于它們進入“中國”的方式都是通過武力,造成了與“中國”民眾之間的嚴重的民族隔閡或民族對立,這使得它不得不在以中華文明方式統治“中國”的同時,又都采用了以“民族”牽制“中國”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在實行民族等級制度的基礎上,采用一種“多元式天下”的統治模式來建立王朝的政治構造和地域構造[7]。

      “多元式天下”的統治模式,就是將統治領域至少劃分為華夏和本民族兩個地域,分別采用不同的統治方式進行統治,比如遼朝劃分南北兩個統治領域,元朝保留嶺北行省均屬此例。“多元式天下”統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個沒有受到中華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據地,使之成為牽制“中國”的力量。因此,由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實上都同時具有著中華王朝與民族政權的雙重性質,其最高統治者又都兼有中華王朝的皇帝與民族酋長的雙重身份。“多元式天下”統治模式的具體政策大約有如下幾點:

      首先是拒絕漢人進入民族地域,嚴格禁止中華文明在民族地域的傳播。第二,不惜以犧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為代價,在本民族地域內強行保留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構造。第三,從制度上拒絕漢人參與民族地域的管理。比如遼代的“南北面官制”。第四,通過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國地域的首都之外,民族地域內仍然存在著王朝的另一個政治中心。例如遼代有“四時捺缽”,元代有“二都制”。

      清王朝作為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漢民族王朝來,更是最大程度地發揮了“多元式天下”統治模式中牽制中國的思想。

      清王朝實行了民族等級制度,規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許多重要職位為只有滿人才可以出任的“滿缺”,并專門開設了促進滿人致仕的科舉考試。清王朝實行了民族隔離政策,建立起滿洲封禁政策,不許漢人移住其王朝的“龍興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雖然最初不是專為牽制漢人而設,但是在入關之后成為清王朝統治中國、牽制漢人最重要的力量這一點卻是不容置疑。正因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沒有被削弱,反而經過多次改造不斷得到強化。八旗中雖然也有漢軍八旗,但是因為八旗既是政治、軍事組織,又是生產、生活組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包括禁止旗人與非旗人之間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實質上已具有民族集團的性質,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貫在旗與否,而不知其民族為滿為漢。

      清王朝比其他非漢民族王朝高出一籌的地方,還在于它能夠將“多元式天下”的統治模式運用到蒙古、新疆、西藏民族與漢族的關系上,以壯大牽制漢人的力量。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陸續進入清王朝的版圖之中。從“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認為這是她帶來的新領土。然而,清王朝處理這三個地區的最基本思想是將它們看作是滿族的領地而禁止漢人移居,將當地原住民看作是滿族統治者的屬民而禁止與漢人接觸,甚至明文規定當地原住民不許學習漢文,嚴格禁止中華文明在這些地區的傳播。

      在這些地區,清王朝采用了與統治漢人地區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傳統的社會制度,給當地原住民以相當大的自治權。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種滿與蒙古、藏、維吾爾是一個政治聯盟的印象,當然這都是在與漢人相對的意義上。比如,它在頒發給當地首長的印上只刻上滿文、蒙文、藏文與維吾爾文,而不刻漢文;朝見皇帝時的路線也要經過皇帝選定,盡量避開中原地區甚至所有漢人地區;皇帝接見蒙古、藏和維吾爾領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而是地處長城之外、蒙古地區內的承德,“接見”的目的是確認雙方的政治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一種“會盟”。

      清王朝還就這三個有別于“中國”的特別地區建立起獨自的法律體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設立“理藩院”,專門處理有關這三個地區的事務;將西藏地區的最高長官“駐藏大臣”、新疆地區的最高長官“伊犁將軍”等職務規定為“滿缺”,將理藩院的所有職務規定為“滿缺”或“蒙缺”。顯然,清王朝制定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照顧當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為一個只有一百多萬人口和三十萬軍隊的民族如何統治中國的需要[8]。因為中華王朝在歷史上屢屢遭受北方游牧集團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這一政治聯盟無形中從心理上給了漢人以巨大的壓力。清王朝設立下各種牽制漢人的繁雜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統治了中國近270年的結果,更是它能夠統治了中國近270年的重要原因。

      可是,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個王朝,清王朝統治蒙古、西藏和新疆的思想和政策,阻止了藏、維、蒙等邊疆民族形成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意識。19世紀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內憂外患下,逐漸放棄民族政權的性格,開始向純粹的中華王朝過渡。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加上在歐洲文明的擴張面前,對于周邊民族來說中國已不再是唯一具有吸引力的文明中心。所以,直到清王朝滅亡,藏、維、蒙等民族,也沒有具備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意識,而是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后立即出現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近代國家建設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與西方國家不同:它必須回答應該如何消除邊疆民族中的分裂主義傾向,或者說,它自身就必須是一種民族問題的對策。

      也正是因為如此,梁啟超先生主張,在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中,只有導入將清王朝皇室作為一種政治“裝飾品”的“虛君共和”,才能保持中國的統一。他公言:如果拒絕“虛君共和”,甚至是將上述的“虛君共和”改頭換面,以屬于漢人的孔子后裔為“虛君”,也會招致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邊疆地區的民族中出現擺脫中國的呼聲。回想20世紀中中國在民族問題上所經歷的一系列磨難,不能不驚嘆梁啟超思想的過人之處。然而,歷史沒有選擇梁啟超,而是選擇了孫中山。于是,梁啟超先生的擔憂也就不幸而言中。

      

      二、“國民國家”的思想與民族

      

      梁啟超與孫中山之差,實質上也就是對“國民國家”思想的認識之差。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國的思想界里,有關國家的思想開始出現一個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是:無論是革命派,還是維新派都先后開始主張拋棄或改造傳統的王朝體制,建立近代的國民國家體制。從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從梁啟超的虛君共和到孫文的民主共和,其最終目標都集中到了在中國建設一個與傳統王朝體制截然不同的國民國家上。

      所謂國民,梁啟超早在1899年10月15日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中如此定義:“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事,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辱,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毫無疑問,梁啟超也向往建設一個民主的中國。

      可以肯定,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已經變成一個堅定的“國民國家論”者。他說:“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早已建成國民國家的歐美各國,對中國虎視眈眈。但是,“今我中國國土云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9]!所以,必須通過建設國民,建設國民國家,以動員全體國民的力量來求國家之生存。

      而清末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家們,實際上也是以在中國建立一個國民國家為目標。這一點,可以從革命家將推翻清王朝建立新中國與構筑“中華民族”一事聯系在一起考慮上看出。早在1895年1月,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興中會入會誓詞。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將民族主義列為首位。朱執信在1905年說道:“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10]。

      1906年的《同盟會軍政府宣言》也這樣寫道:“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后人。今漢人倡率義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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