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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零:也說“民國范兒”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55 次 更新時間:2013-07-21 17:27:50

    進入專題: 民國  

    李零  

      

      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根本不像現在人吹的,簡直是黃金時代。天下大亂,最倒霉是誰?是老百姓,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沒法比。你不能把全部歷史都寫成知識分子的受苦受難史。即使“文革”也不能這么講。當時誰都知道,首當其沖是老干部,知識分子頂多是陪綁。更何況,整知識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識分子。

      這是一段戰爭與革命的歷史,血流成河、淚流成河,中國人受了很多苦。但這也是一個英雄輩出、大師輩出的時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強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現在讓人羨慕不已的“學術大腕”。國家多難,英雄和大師都是幸存者。在中華民族的苦難史當中,知識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們或者被政治拋棄,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夾縫之中,有如褲襠里的虱子(阮籍的經典比喻),躲避政治還來不及。很多人的學問都是逃避政治逃出來的。

      中國傳統,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熱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無道怎么辦?孔子說,得保全自己,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但起不來怎么辦?于是而有隱逸。隱是隱士,逸是逸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腳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國維,他對政治本來很上心,革命絕了他的望,他才借學術打發時光,像魯迅說的,“無聊才讀書”(《贈鄔其山》)。他根本看不慣這個時代,覺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有什么好。他跟羅振玉東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在他看來,都是亂黨。什么時候不亂?當然是大清朝,特別是早一點兒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輩的大清朝。陳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無黨無派,要說派,是名士派,臺灣不去,北京不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他都不買賬。現在有人說,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保存文化有功,這是對的。但說“萬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過了。

      這兩位大師,講范兒也是“前民國范兒”。真正的“民國范兒”是國民黨的范兒。

      現在講“新史學”,真是越講越亂。梁啟超講進化史觀,自稱“新史學”。傅斯年尊蘭克學派,臺灣叫“新史學”。現在倒好,文化保守主義可以叫“新史學”,國民黨史學可以叫“新史學”,唯獨左翼史學不許叫“新史學”。其實左翼史學才一味求新。誰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學和民族學,最強調社會史和比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歡,也無法把它歸入舊史學。

      1949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逃往臺灣。國民黨不得民心,連挺蔣的美國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換掉他(文換胡適,武換孫立人)。現在倒好,有人說,大陸淪陷,文化斷裂,傳統文化全都去了臺灣,不但人去臺灣,東西也去了臺灣。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濟濟;臺北故宮,好東西全在那兒。這不是胡扯?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幾個想上臺灣?實在不敢留大陸,那也是去美國。1948年底,蔣介石有“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派人拿飛機接,誰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選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兒全是“民國范兒”。他們,只有傅斯年、李濟、王世杰、董作賓去臺灣,陳省身、李書華、汪敬熙、林可勝、李方桂、趙元任、蕭公權去美國,胡適先去美國,后去臺灣,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陸。胡適幼子胡思杜、李濟之子李光謨,還有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他們也留在了大陸。

      文物,民國那點家底,跟大陸沒法比。故宮南遷文物,只有1/4去了臺灣,東西在他們的故宮。殷墟的標本,山彪鎮與琉璃閣的標本,還有居延漢簡,東西在他們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館的收藏,東西在他們的歷史博物館。他們帶走的東西,就這么多。中國的文物絕大多數還在大陸。更何況故宮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國的風水寶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陸從未中斷,新文物層出不窮,即使“文革”也未中斷,真正的文化資源還是在大陸。

      出版,大陸也未中斷,即使“文革”也未中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學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譯外文,印考古報告、文物圖錄,不知出了多少東西,臺灣沒法比。

      當然,歷次運動,大陸學者受沖擊,不知遭過多少罪。他們,即使在監牢里也有人寫東西、譯東西。受委屈還有這等貢獻,這叫什么?這叫可歌可泣。

      民國有什么遺產,咱們來看一看。

      臺灣學者的傳燈錄,杜正勝來北大講過。他們的第一代學者是上述遷臺五院士,以及北大、清華和中研院的個把老人,根子在大陸。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時(1930-)、許倬云(1930-)、張光直(1931-2001),也是從大陸走的。第三代是杜正勝(1944-)他們這一代。這一代才是在臺灣長大。我記得,1990年“中研院”選院士,呼吁本土化。他們的院士,國籍多是美國。本土化的意思是臺灣化。

      余英時和許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國民黨。因為人在美國,國籍是美國,他們更喜歡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時是燕大歷史系的學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陳公柔是同學。考古所的老所長徐蘋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講過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錢穆學,去美國是跟楊聯陞學。錢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后來是蔣介石的“帝師”。余的歷史研究,中心是士。《士與中國文化》,強調中國文化,命運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經他索隱,處處暗伏玄機,全是罵共產黨。他說郭沫若剽竊他老師,也是為了打倒左翼史學。他回憶說,他在燕大時,自由主義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攏,右翼以胡適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黨的負責人,勸他參加革命,無論左派、右派,他都不參加。他說他學過馬克思主義,發覺全是騙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別人,就是1983年當過北大代理書記的項子明(原名汪志天)。項子明病故,他只寫了幾行字,說他本想寫點什么,唯恐下筆不慎,產生副作用,現在不寫,將來總會有機會寫。

      許倬云是臺大歷史系畢業,遷臺五院士,胡適、傅斯年、李濟、王世杰和董作賓,還有李宗侗,他都奉為老師。他在匹茲堡大學教歷史學和社會學,性學專家李銀河留學美國就是跟他學。王小波“以性交解構文革”。許說,王的作品經他推薦,才在臺灣獲獎。許的代表作是《漢代農業》和《西周史》。前書,我在農經所時,曾從農業科學院借閱過,我意外發現,此書是送給杜潤生(中共負責農業的高官)。后書,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張光直教授的學生)寫過書評,可參看。

      他們兩位對臺灣影響很大。臺灣的很多學者都是他們的學生。

      張光直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考古,師從李濟,人類學,受凌純聲影響最大。李濟是中國考古第一人。離開大陸,無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遺憾。1960年,大陸策反李濟,他沒回來(夏鼐寫過信)。他的學生圓了他的夢。

      張光直是李濟最得意的門生。他是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介紹給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請兩個本省人執掌該院,正院長是李遠哲,副院長是張光直,兩人都是有國際聲譽的學者。當時,張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癥。

      張光直是臺灣人,但他說,他也是中國人。他在臺灣做過發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陸發掘,因為中國考古的基地畢竟在中國。李水城回憶,張先生和夏鼐聯系過,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聯系過,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圓夢之旅,可惜已經太晚。當他終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舉步維艱。他比前兩位小一歲,但早早離開了我們。

      這里我想重點說說張先生,說說他和前兩位有什么不同。

      

      2012年12月23日為北大中文系靜園講座演講

      《北大中文系第一課》(漆永祥/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版

      本文節選自李零《歷史就在你腳下:講給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載于《北大中文系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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