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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琛:“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式沖突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65 次 更新時間:2013-12-07 13:59:54

    進入專題: 民國機制   延安道路   中國現代文學史  

    韓琛  

        

       內容提要: “民國機制”的發明是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延續,重估“延安道路”的文學史敘述則是革命范式的當代實踐。二者之間雖然在問題意識、價值立場等方面彼此對立,但皆試圖以中華民族主義為軸心,建立一種本土化的現代性敘事,進而表征出各自的“特殊模式”的現代中國想象。啟蒙范式與革命范式、“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的“沖突性共存”表明,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能夠完成排他性的權威建構,只能選擇在與其他意識形態的對立沖突、協商對話中彼此共存,而正是這種眾聲喧嘩的歷史狀況,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敞開了新的學術空間。

       關鍵詞:民國機制,延安道路,范式,特殊道路,漫長的中國二十世紀

       新世紀以來,有關“民國文學史”的討論成為一個學術熱點。從最初構想“民國文學”、“民國文學史”到提出“民國史視角”,[1]這個議題逐漸由名實辯證層面深入到史觀建構層面。學者李怡繼而提出“民國機制”的概念,從重構研究范式的角度,給予“民國文學史”以結構性的理論支撐。“民國機制”這一概念的出現,在將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推向極致的同時,亦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范式問題[2]再次浮出歷史地表:與中國文學的“古典機制”相對的“民國機制”,面臨著來自“延安道路”的挑戰。從自1990年代開始,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即備受質疑,其中尤以來自“新左派”學者的批判最為令人矚目,顯示了“延安道路”的遺產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批判性力量。而以蔡翔、賀桂梅等學者的著作出版為標志,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3]想象亦初步完成了其文學史重寫,從而與日漸成型的“民國機制”構成了彼此對話的局面。作為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的理論創造,無論是啟蒙范式的“民國機制”發明,還是革命范式的“延安道路”想象,皆從不同立場分別面對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真問題”,二者之間的糾結、對立與對話,也正是這些問題、危機不得解決的具象化。據此言之,梳理“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各自的源流,闡釋啟蒙范式與革命范式之間的對立同一關系,不僅事關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本體的歷史合法性的建構,而且也涉及到對現代中國之社會結構、思想狀況和文化脈動的批判性理解。

       一、發明“民國機制”與“重寫文學史”

       “民國機制”這個概念可謂相時而生,擁有完成自身理論生產的三重文化背景。其一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內部知識生產的需要,“民國文學史”作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備受追捧。其二是在相關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有關“民國史”、“民國思想史”、“民國知識分子”的研究成果卓著,羅志田、許紀霖等人的著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三,隨著商品經濟和消費文化的興起,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希冀從歷史追溯中獲得新的文化身份認同,從而形成了一個“張愛玲熱”、“上海摩登熱”到“民國熱”這樣一個民國懷舊的大眾文化潮流。“民國機制”因此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學科自身的學術生產,而是在與相關知識領域以及大眾文化潮流的相互激蕩中所生成的、具有強烈意識形態關聯性的概念范疇。民國懷舊構成了個體——無論是市民大眾還是文化精英——與現實社會體制之間的一種想象性的抵抗關系,“民國機制”則將這種想象性的抵抗關系給予了理論性的抽象。

       中國文學的“民國機制”的抵抗性想象,首先體現在對于之前所有現代文學史概念范疇的“檢討”上。在分別質疑了“中國新文學史”之“新”的歷史不確定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之“現代性”價值標準的非本土性之后,中國文學的“民國機制”透過還原“國家歷史情態”[4]的邏輯被建立起來,其強調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民國時期得以發生、發展的機制性力量:“民國機制就是從清王朝覆滅開始,在新的社會體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動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諸種社會力量的綜合,這里有社會政治的結構性因素,有民國經濟方式的保證與限制,也有民國社會的文化環境的圍合,甚至還包括與民國社會所形成的獨特的精神導向,它們共同作用,彼此配合,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包括它的優長,也牽連著它的局限和問題。”[5]“民國機制”泛指現代文學生產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外部因素,其在與強調去政治化的“純文學”史觀劃清界限的同時,亦注重現代文學的自律機制與“國家歷史情態”之間的對話。

       其次,“民國機制”試圖發明一個存在于民國時期的“文化公共空間”,以與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一體化的社會機制形成對比。李怡認為這個開放、包容、多元的“民國機制”具有三重保障功能:“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生存空間的基本保障,作為現代知識文化傳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為精神創造、精神對話的基本文化氛圍。”[6]其之所以得以成型,既因由傳統專制體制的瓦解,又源于民主共和的新道統的形成,同時還有五四啟蒙運動的沖擊,從而使現代中國文學擁有自由發展的基礎。“民國機制”這一概念特別強調其對于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有效制約功能,并使民國時期的歷屆統治集團都未形成一體性的權威,從而使主張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文化力量和政治團體得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和主張。“民國機制”甚至還涵養出一種被稱為“民國范兒”的知識分子氣質,傳統文化、現代精神與道德力量被混雜在這個“民國知識分子樣本”之上,使之成為具有反抗集權、思想獨立、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典范。

       “民國國家歷史情態中的現代文學”和“知識精英主導的民國公共空間”是“民國機制”論述的兩個核心內容。前者通過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沖擊/反應模式”的啟蒙現代性敘事的解構,試圖建立一個本土化的現代文學史敘述形式;而后者則通過鉤沉、建構一個相對開放、多元的民國公共空間,重申了憲政、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普遍性意義。從這個兩個層面來說,中國文學的“民國機制”在建構邏輯上,實際就是一種“反(西方)現代性的(本土)現代性”論述。在啟蒙現代性的價值立場上,其與新時期以來的“重寫文學史”思潮基本一致,只是更為激進化和精英化。激進化表現在“民國機制”的倡導者對于兩個“革命”的推崇上:一個是共和體制之建立的“辛亥革命”,一個是啟蒙文化霸權之確立的“五四”革命。這明顯區別于1990年代以來的“告別革命、回歸晚清”學術傾向。精英化則表現在對于民國精英的夸張,認為“民國機制根植于近代以來成長起來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根植于這一群體對共和國文化環境與國家體制的種種開創和建設,根植于孫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賢的現代理想。”[7]當然,這種更為激進的啟蒙范式的現代文學論述是建立在“民國”這個本土化的“國家歷史情態”中,而不是“現代”這個西方中心的“世界歷史結構”中。

       雖然“民國機制”被描述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新范式,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時期以來的啟蒙范式的現代文學史敘事的新變體,而其主要特點就在于將啟蒙現代性的主要價值主張進行實體化建構,使之落實于“民國機制”這樣一個具有特定時空限定性的概念范疇中。“民國機制”作為一個文學史新概念,在其倡導者的論述中變得幾乎無所不包,舉凡民國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機制,皆在其論述范圍之內,這讓它看起來非常類似于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意即“民國機制”作為一個集政經文化體系為一體的機能性系統,既是統治性意識形態實現的場所,這個統治性意識形態就是“三民主義”,同時也是其他政治集團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產主義左翼組織等進行文化斗爭的場所,民國知識精英在這個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的機制中,被賦予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這個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過是研究者對于“民國機制”的再生產,其承載了當代自由主義知識者關于一個建立在憲政民主理念之上的“公共空間”的諸多想象,而非是處于亂世中的民國時代的真實反映。在這個立足于當下中國的“民國機制”中進行的現代文學史生產,自然也只能是一種當下觀念的編織,而不完全是歷史事實的再現。

       從顛覆革命范式的霸權到發明“民國機制”,新時期以來的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流轉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點。“民國機制”的發明并沒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而只是啟蒙范式的自我退化:其現代性價值認同從一個“世界視野”退行到“本土視野”,而歷史意識則從“連續性”退行到“斷裂性”、從“現代中國”退行到“民國機制”,乃至有意忽略“左翼文學”和“延安道路”的歷史性在場。如果“民國機制”真的是一個具有更大理論涵蓋性的新范式,那么它必須面對并解決一個問題是,為何“民國機制”為其內生的“延安道路”所取代?甚至“民國機制”在當下中國的出現本身,就直接面臨著來自“新左派”學者之重估“延安道路”的理論挑戰。

       二、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

       從重構“五四”新文學的資產階級性質到建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新時期中國“重寫文學史”思潮起始于挑戰革命范式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論述的霸權,并在不斷地理論探討和書寫實踐中確立了在最近三十年的主導性地位。不過,由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依然堅持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雖然獲得了文化符號層面的權威,卻并未動搖建立在“革命范式”基礎之上的現代文學學科體制。這意味著“革命范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雖然沒落,卻依然在強烈制約著啟蒙范式的現代文學史論述,并形成了諸多象征性的禁忌,使后者不得不永遠處于一種“挑戰者”的地位上,“民國機制”的發明即是一個最新的癥候。

       即便學科體制依然是“延安道路”的遺產,但是建立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基礎上的經典“革命范式”的現代文學史論述本身,經由1980年代啟蒙思潮的沖擊已然式微,幾乎完全失去了在當代思想建設和話語生產層面的影響力。可是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狀況的急劇變化,一個批判“重寫文學史”思潮、重估中國左翼文學、社會主義文學的潮流迅速興起,并最終形成了新的革命范式的文學史論述。這是一個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它不是經典“革命范式”的簡單延續,而是在新的歷史境遇、理論話語刺激下的產物。其完成話語構建的基礎性因素有如下幾個:其一,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狀況的惡化,是社會主義話語復興的社會背景;其二,中共實際上從來沒有放棄“延安道路”的意識形態核心性;其三,革命社會主義遺產一直在中國底層大眾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其四,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帶來的理論和方法論影響;——等等。應當注意的是,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衍生物,其與“民國機制”一樣,也是作為一種“抵抗性”的話語,出現在學術研究領域的。

    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首先建立在對于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意識形態批判上。“重寫文學史”被認為是一個以“文學性”和“現代性”為意識形態表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實踐,而“二十世紀文學史”則是要把“一個資產階級現代性敘事硬套在中國現代的歷史發展上,用資產階級現代性來馴服中國現代歷史,這種文學史的故事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的預設和虛構性。”[8]“重寫文學史”在確立張愛玲、錢鐘書等作者及其作品的經典地位的同時,以“文學性”匱乏的名義策略性地忽略了左翼文學、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的文學史地位,并同樣形成了新的歷史書寫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重寫文學史”作為一種抵抗性的文化創造和思想實踐,在歷史的轉換中退換為一種維護既有權力結構的新意識形態,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文學史領域內的反映。與“重寫文學史”的“中國/世界”視野一樣,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也具有一個“中國/世界”視野,不同之處是在于后者將社會主義的全球衰落、冷戰意識形態的延續和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全球擴散,作為新時期中國“重寫文學史”運動的“外部因素”加以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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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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