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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建勇:民國邊疆政治實踐中的“民族自決”之討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66 次 更新時間:2015-03-11 21:36:51

    進入專題: 民國   少數民族   民族自決  

    馮建勇  

      

       前言

      

       晚近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學者,大抵會接受這樣一種觀點:1920年代的中國處于一個社會變動急遽加劇的時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流動與身份轉換,相較以往不可同日而語;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這一時期亦可謂一個思想沖突加劇、思想界因以分裂的年代。揆諸這一時期的思想、學術史,人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主義”恣意橫流的時代:各方“主義”均將敵對的一方納入相應的譜系,視為“他者”,以至于演繹出思想領域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之激戰,政治領域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之論爭,社會變革領域好人政府主義與革命主義之辯駁等諸“主義”交織互辯的公共輿論生態。

       關于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界分裂之情狀,已有諸多先行研究做了富有啟發性的探討,于后來者增進對這個“年代”的觀感頗有裨益;然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關于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之分裂的研究,顯然是一個過于宏大的問題,即便將研究的視角聚焦于某一特定群體,亦斷難將所涉及的問題有較為充分的“呈現”。當然,亦正緣于此,這為后來者就此問題展開進一步討論留有了余地。這其中,敖光旭先生圍繞1924年前后國內思想界關于外蒙古與北京政府、蘇俄政府之關系問題的爭論,梳理了彼時思想界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之實態;文明超先生透過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實踐層面對“民族概念”應用情形的考察,再現了時人游離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糾結感。

       基于上述先行研究的檢討,本文擬探討之主題,不在于對1920年代以降思想界之分裂問題做宏觀研究,惟期望透過梳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國人圍繞“民族自決”問題的討論,呈現邊疆政治實踐過程中思想界之形狀。“民族自決”理論自移植近代中國以來,即成為不同時代思想界積極關注之標的,不同意識形態對此理論均有過基于自身立場的言說。本文研究的主題之一,乃是考察1920年代前后圍繞外蒙古“民族自決”問題,所謂“國家主義派”、“世界主義派”展開之交鋒與辯難等諸面向。通過對此主題的探討,我們將會發現,關于外蒙古“民族自決”問題的辯論不僅僅是一個思想上的分裂問題,還以一個現實的政治實踐問題之面向予以呈現。于是,一個問題不得不被提出:當思想上的分裂面對糾結的現實政治之際,究竟誰主誰從?

       此外,在本文中,我們還將認識到,民族自決問題一旦進入實踐的操作程序,必然會面臨諸多的現實桎梏,與國家主權利益相對抗乃是其重要表征之一。尤其在1930年代中國國家面臨嚴重救亡危機、中國邊疆民族地區面臨因“民族自決”而分離的現實挑戰之際,具有敏銳觀察力的社會精英發現:曾經奉為救國救世之利器,反而成為別有用心者宰制中國的利刃。如此情形下,中國又該如何逃逸“民族自決”陷阱?努力地從“在時”、“在地”的視角出發,還原彼時思想界精英對此問題之考量,這將是本文擬究明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保守外蒙古:國家主義、世界主義關于帝國主義之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隨后,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出于“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及奠定戰后的和平”,召開了巴黎和會。彼時的中國輿論對于這次會議抱有較高期待,一般的人們期待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政府以此會議作為拓展外交的公共舞臺,進而謀求改善和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相應的權益保障;當然,這種熱切的期待還與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十四點和平原則”相關[1]。然而,巴黎和會召開期間,威爾遜自由主義的理想迅速被戰勝方的諸大國劃分勢力范圍和報復的企圖所壓倒,所謂反戰、民族自決等原則皆無法實施。不僅如此,忝列巴黎和會戰勝國席位的中國,反而成為一個被宰割之標的。此種不平等待遇讓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從希望轉為失望,他們開始認識到,“威爾遜理想主義”原來實不足恃。于是,在五四運動以后,一部分知識分子應對環境,傾向于國家主義的潮流,并將其視為唯一救國之方。[2]

       所謂“國家主義”,亦即強調推崇國家理性,認為國家有獨自的利益,為了追求和維護國家的利益,國家(或國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國家主義運動最初由少年中國學會推動。1923年12月,留法的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曾琦、李璜在巴黎創辦中國青年黨(初名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翌年回國于上海創辦《醒獅》周報,倡言國家主義,發起“醒獅運動”。醒獅派“國家主義”之思想包括兩個基本方面:其一,在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上強調“國家至上”,這主要是受到黑格爾、新黑格爾學派的影響;其二,在國家與民族的關系上強調“國家至上”,國家利益先于民族利益。國家主義運動之興起,最初乃是基于對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和世界主義思潮之反動,它繼承了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遺產,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追求中國獨立統一為宗旨。在這個主義爭雄的時代,國家主義成為繼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三民主義之后又一新的意識形態;同時,青年黨亦發展為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大黨。

       彼時,盡管國家主義運動在中國政府“修約外交”的背景下頗受一般社會人士之追捧,但國家主義者身處的時代已然迥異于梁啟超撰寫《新民說》的世紀之初。如果說,20世紀初如日中天的德國崛起之勢尚能激發梁啟超、章炳麟諸人的民族國家主義,并能號召萬千人眾追隨其后,那么,隨著時光流轉,歐戰中德意志帝國的戰敗卻已使其強權至上與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聲名狼藉。在國家主義流行于中國之際,人們想當然地會心懷這樣一種憂慮: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究竟有何種區分,后者會不會是前者的接續?將國家主義移植中國,是否會導致中國滑向帝國主義的深淵?是故,在歐戰后的反帝語境中,國家主義者在闡揚國家主義理論的同時,亦不得不對德國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和名聲不佳的尼采強權哲學進行批判,將國家主義與后兩者予以分割,以為國家主義正名。

       關于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之關系,作為醒獅派主將之一的曾琦提出,國家主義有時演變為軍國主義,此一現象固然屬其流弊,但絕非其本身之罪。軍國主義之發生,有其必需之條件:精神方面,須有主張強權之學說和歌頌戰爭之學說;物質方面,生活必需品和工業原料品缺乏。德國即先具備上述條件而后有軍國主義之發生。醒獅派的另一位主將陳啟天則以“新國家主義”為流行于中國的國家主義冠名,用以區別于歐戰中德意志帝國的國家主義,同時還聲稱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隨后,醒獅派之常燕生將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作了明確切割。他指出,國家主義只有一種,即保持本國之獨立自主,通常情形下,它不干涉別的國家,惟處在爭取自由或保衛其獨立主權之際才會起而抗戰。世界主義卻又分為兩種:好的世界主義尊重各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各民族的自決權,不把一種思想或一種制度強加給某一國家,而是在國與國平等的基礎上將一切具有共同理想的國家聯合起來;壞的世界主義,想用消滅一切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和特殊的國民性的方式來強迫其他國家歸于一種“典型”制度之下,實屬帝國主義的原型。換言之,常燕生所理解的“典型”國家主義,僅僅是一種基于維護國家主權的意識形態,實與帝國主義無涉;相反,世界主義倒讓人擔憂,壞的世界主義有可能演變為帝國主義的淵藪。

       對于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關系問題,力主實踐國家主義的吳文藻亦有專門闡述。吳文藻提出,“今日的世界,是強大國家實施帝國主義,弱小民族提倡國家主義兩潮相沖最激烈的時代”。他從馬志尼、俾斯麥對德國和意大利的政治統一的歷史中獲得了啟示,強調國家主義賦予中央政府完全之權力的必要性,亦即“為脫離列強的羈絆、取消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收回舊有并應有的領土與主權,惟有在中國倡行國家主義”。吳文藻非常推崇意大利馬志尼浪漫式的國家主義,在吳氏看來,這種國家主義是以道德為根本,以人類為前提;同時,這種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相通,此二者須臾不可分離,亦即國家主義主張每個民族本民主主義精神組織共和政體。但同時,吳文藻亦認識到,國家不能超脫人類而獨立,一個團體惟其有服務人類的誠意,人民才會賦予其組織國家的特權。顯然,吳文藻理解中的國家主義,絕不是排他的、盲目的國家主義,實是寬容的、合理的國家主義,正所謂“國家為小目的,人類為大目的。國民當為國家犧牲者小,國家當為人類犧牲者大。一國固不容許帝國主義之壓迫,亦不容許對于他國實行帝國主義,或對于曾行帝國主義者圖謀報復。為抵抗故而暫時提倡國家主義則可,若以侵略而提倡國家主義則就絕對不可了”。為此,吳文藻將國家主義視為反帝國主義的手段,同時亦認為國家主義只是人類演化中的一種生活過程,決不可視之為人群中永久的生活標準,“當思何以永使國家主義之不流入帝國主義,終而自取敗亡,遺笑外邦”。

       誠然,國家主義派在理論上已經注意到從學術上厘正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關系,劃清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之界線,然則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國家主義還不得不直面現實政治的考量。那么,此一理論在實踐中又能否經得起必要的檢驗呢?1924年前后,中國政府與蘇俄政府就外蒙古問題展開的外交交涉所引發的國內輿論對該問題之立場,尤其是國家主義派與親俄的世界主義派之論戰,恰恰為此問題提供了一個注腳。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19年外蒙古地區陷入內亂以來,由蘇俄背后組織、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及蒙古青年革命團,持續推動蒙古獨立運動;至1921年,蘇俄軍隊更是罔顧北京政府的抗議,借由追殲白黨進占庫倫、恰克圖等地,扶助成立蒙古國民政府。至此,外蒙古地區被納入蘇俄的控制之下。彼時,國內輿論對于蘇俄處理外蒙古之做派頗有分歧,并不斷發生局部之論爭。稍后,隨著中俄交涉之艱難進行,外蒙古問題愈益引起國人的關注,按照敖光旭先生的說法,即是“護蒙派與棄蒙派、親俄派與仇俄派、穩健派與激進派益形分殊”。時至1924年3月,中俄交涉督辦王正廷未經授權,即與加拉罕簽訂所謂“王加草約”,實際承認蘇俄控制外蒙古之現狀,遂引發知識界大規模的“國民外交”運動。受此局勢推動,社會輿論熱烈討論外蒙古問題,這其中,反俄的國家主義派與親俄的世界主義派之論戰尤為引人側目。

       對于彼時的外蒙古問題,國家主義派之主將曾友豪于1924年3月15日在《時事新報》發表了《外蒙古問題》一文,認為無論基于法律上、事實上之考慮,抑或基于國防上之考慮,中國均宜完全統治外蒙古。該文章進而提出保守外蒙的四項對策:防守外蒙的軍隊,不可因北京政治的變換而進退,務須長戍該地;速改外蒙為行省,使其政治設施受各省同樣的待遇;厲行殖邊政策,運輸內地富余民眾以實空地,以及獎勵資本家前往開墾富源;盡速實行感化蒙民之教育政策。

    曾友豪的上述主張既經提出,便遭到了親俄的世界主義派之批評。根據桑兵先生的研究,1920年代前后的世界主義派之構成頗為復雜,既有對羅素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之追隨者,亦包括一些無政府主義者、親俄的國際主義者等。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傾向于世界主義的觀念,將世界主義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至于親俄的世界主義派,大多接受了列寧的世界革命理念,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場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標是要在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是故,它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主義色彩,包含著一種強烈的世界主義情懷和人類意識。此種理念一旦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所接受,即在中國本土誕生了第一批共產主義者。受此影響,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潮流彌漫在知識界,彼時最時髦的口號即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早期共產黨人的言論和胸懷亦往往呈現出關心全人類命運之色彩。正是基于此種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施存統于1924年3月19日發表《蒙古問題與治藩政策》一文,認為曾友豪所舉法律上、事實上、國防上三大理由,皆不成理由,“都是東方式帝國主義者的理由”。并且,施存統將曾友豪所列四項守蒙政策稱之為“東方式帝國主義的治藩政策的表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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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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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共識網-《領導者》總第61期(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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