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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騫:民國律師與社會變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11 次 更新時間:2015-10-02 17:09:58

    進入專題: 民國律師   社會變革  

    程騫  

       近代中國變局的一個重要層面,便是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的死亡與西方現代法律制度與思想的移植。如此,作為“在野法曹”的律師群體也得以透過他們手中的重器——法律,參與中國的變革。

       從清末的立憲到民國的約法,從巴黎和會的交涉到治外法權的廢除,從抗日愛國到施行憲政,從工人組織到女權運動,從司法獨立到表達自由,均可見律師在其中參與、推動甚或領導的身影。

       1律師參與社會變革之基礎

       自《律師暫行章程》以降,民國所出臺的有關律師制度的法律規范無不肯定了律師獨立執行律務的權利和價值。國民政府頒行的律師法甚至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

       律師公會則認為:“律師以在野法曹身分,一方面與在朝法曹即法官、檢察官共同合作維護正義;另一方面則監督制衡法官、檢察官公權力之行使,庶符正當之法律程序,以維護人權及人性尊嚴。”在民間,每有冤案待雪,社會團體往往對律師有“領導群眾,主持正義”“彰國家法紀”之類的期許。這些都顯示,從國家到社會,從外在期待到自我認同,民國律師都肩負著維護法治、正義以及人權的重任。

       在自治過程中,律師公會對于會員權益、律師風紀的維護不遺余力。比如上海律師公會會員吳邁、王述樵等人遭受非法關押或刑訊的時候,上海律師公會都動用各種力量向上海地方和國家中央權力機關提出抗議;而當會員本身違法違紀的時候,比如北平律師公會會員李景光涉嫌侮辱調戲、上海律師公會會員鄭毓秀涉嫌怠行職務,其所屬律師公會均毅然將之提付懲戒,決議開除會籍。

       這種使律師群體在民國紛亂的政治角力中成為一支自主力量。他們既在北洋政府治下為遭到指控的國民黨員辯護(如林百架為《民國日報》葉楚傖、邵力子之辯),也在國民黨的清黨運動中為共產黨員辯護(如章士釗為陳獨秀,吳凱聲為陳延年之辯),還在抗戰勝利后的漢奸審判中為漢奸巨憝辯護(如章士釗為周佛海、梁鴻志之辯)。最令人矚目的,當1936年救國會“七君子”因“危害民國”罪被捕之時,上海、吳縣兩地律師公會竟為之組成了二十余人的辯護律師團,構成了民國法制史上的一段傳奇。

       從人員背景來看,民國律師或出身官紳世家,或海外學成歸國,或于前清執掌司法,或于學堂研習法政。整體而言,他們的教育背景、人生閱歷都足以使其成為那個時代的精英人物。雖然民國法律和公會會則均禁止律師兼任公職,但民國律師出入朝堂者不在少數。

       領有民國“第一號”律師證書的曹汝霖,曾任前清外務部侍郎,在執行律務經年后,又在北洋政府出任外交總長、交通總長、財政總長等職。曾經在財政總長任上三度被捕的羅文干,在短暫執行律務后,也再次入閣,出任司法總長、外交總長、司法行政部部長等職。

       從高官任上卸職而執律師業的更不在少數,如曾任國會議員的劉崇佑、曾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曾任修訂法律館總裁的江庸、曾任大理院院長的董康、曾任代理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的吳經熊,均為代表。亦有人先執律務而后為官,比如中國第一位女律師鄭毓秀在國民黨北伐占領上海后出任了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與鄭毓秀同組律師事務所的王思默后來先后擔任江蘇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江蘇高等法院院長。

       除了為官之外,民國律師還往往在報社(如張耀曾之《中華新報》)、學校(如江庸、汪有齡之朝陽大學)、社會團體(如施洋之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等組織中兼有副職。這些經歷為民國律師積累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和政治經驗,也為他們提供了社會動員的平臺和資本。與民國時期其他職業化團體相比,律師們在政治活動與公共討論的參與中顯然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從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上看,民國律師與大學教授、報社記者一樣被認為是“高級自由職業者”,在社會中享有“中人以上的地位”。在經濟收入上,他們比大學教授、報社記者以及政府官員還更為優渥。經濟上的富足使律師不必“為五斗米而折腰”,也使他們有余力和閑資參與公共生活。

       總之,作為一個整體,民國律師呈現出行業自律、知識專業、眼界開闊、人脈豐富、地位尊崇、經濟富足的特點。這些構成了他們參與政治、動員社會,進而影響民國大變局中歷史走向的條件。

       2、民國律師參與社會變革之方式

       在民國歷史上律師留下的印記比比皆是,而他們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方式則不一而足。

       作為律師,他們影響歷史的首要戰場自然是法庭。通過個案的代理,律師們或能宣揚新興價值、或能影響公眾輿論、或能改變政府行為。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章士釗、吳凱聲、史良等律師一再為被捕的共產黨員辯護,陳獨秀、陳賡、廖承志、鄧中夏等人均曾在法庭上得到律師的救援。通過這些案件,律師們宣揚了言論自由的邊界、保障人權的意義以及程序正義的價值。

       在社會風氣和家庭倫理上,曹汝霖曾經通過一件“太監離婚”案的辯詞,傳講了“人道”“婚姻自由”“平等”“公益”等領風氣之先的理念。史良則代理大量女性當事人的案件,意在為女性權利和性別平等張目。1926年,民國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在上海被租界會審公廨傳喚,陳霆銳和外籍律師古沃代為辯護。此案引起舉國大嘩,激發了民眾對治外法權的憎惡,促進了領事裁判權的廢除。

       在法庭之外,民國律師也通過演講、出版、支持和發動社會組織的形式發起或推動社會運動。1920年代,為了廢止領事裁判權,民國律師們四處演說,發表文章,向公眾解釋領事裁判權的歷史演變以及對中國的危害。僅陳霆銳律師一人便有《收回會審公廨問題》《為撤銷領事裁判權告國人》《特種治外法權》等演說和文章傳世。上海律師公會還曾派遣陳霆銳、董康、李祖虞、趙錫恩等赴京敦促政府采取行動,江庸律師還留駐北京,就近交涉。

       武漢律師施洋亦是社會運動中的佼佼者。他在武漢執業的短短幾年時間,便先后組織過支援“五四”學生運動的集會和請愿,開展過普及教育的平民教育運動,主張聯省自治,甚至一度以湖北各界聯合會的名義宣布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成立湖北自治政府。

       施洋還長期致力于工人運動,在湖北乃至全國的工人運動中都是重要領袖,他推動成立了粵漢鐵路職工聯合會、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等組織,支持和領導粵漢鐵路工人罷工運動,甚至最后因聲勢浩大的大罷工而遇難。

       1930年代,在風起云涌的抗日愛國運動中,律師們的作用同樣引人注意。因領導救國會運動而被捕的“七君子”中就有4人是律師,其中史良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聯合會,王造時等發起成立了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沙千里等發起成立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均被選為常務委員。此外,在民國的女權運動、冤獄賠償運動、施行憲政運動等社會運動中也均可見到律師群體的身影。

       除了法庭內外的“臺前表演”,民國律師也很善于運用其豐富的人脈關系,在幕后隱蔽地施力。昔日的同僚,當日的同業,還有同鄉、同學等各種“關系”均為民國律師所用,以達致其法律與政治目標。在辦理國民黨政治迫害案件的過程中,當律師知道難以通過法律手段獲得公正審判時,其往往也會動用私誼“活動”。

       陳延年被捕時正值國民黨清黨運動的高潮,為了救其脫離險境,吳凱聲律師找到在上海法律界聲名煊赫的昔日留法同學鄭毓秀,請其向逮捕陳延年的閘北區警察局長疏通放人。“七君子”被捕后,他又向時任江蘇高等法院院長的同學王思默請求善待7人。同樣是“七君子”案中,律師張耀曾深信該案懸于政治而不懸于法律,因此在辯護之余一直通過杜月笙、錢新之、吳鐵城等人在國民黨高層中游說,尋求轉圜。

       在訴訟之外,民國律師也往往通過私人渠道向政府當局建言。曹汝霖因與袁世凱有私交而得以當面規勸其不要急于稱帝。他也向時任司法部次長的故友汪有齡建議改善看守所條件,向時任大理院院長的故友章宗祥建議變通宣判程序,以免農民耽誤上訴時效。這些私人渠道的作用是雙向的,它們不僅能使律師的意見上達政府,往往也是政府聯絡律師的橋梁。在“七君子”案中,杜月笙、錢新之不僅為“七君子”向國民黨高層求情,他們也受國民黨高層之托向“七君子”游說具結悔罪。總之,這些私誼關系,構成了律師與政府之間的一條隱秘通道。

       在民國律師的政治參與中,“入仕為官”也許是最直接的一條道路。吳經熊告別律務后擔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起草了著名的“吳氏憲草”,后又出任駐羅馬教廷公使。前述鄭毓秀、王思默、魏道明也都是在結束律務后出任司法、行政要職。“七君子”獲釋后,沈鈞儒、史良均加入了國民政府主導的國民參政會。

       以上種種,均表明律師群體是民國歷史上影響政治、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地位的重要,從當時的政治格局中也可見一斑。在超脫黨派政治的國民參政會中,江庸入選主席團。在共產黨中,董必武、周新民、潘震亞都是律師出身。在民主黨派中,沈鈞儒、史良等人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舉足輕重。

       1949年,章士釗、江庸還受李宗仁之托,與顏惠慶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北上求和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在這次商討建國大業的盛會中,有14位代表是律師。其中,董必武后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沈鈞儒后來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史良則出任了新中國的第一任司法部長。

       總之,在民國扣人心弦的歷史變局之中,律師群體是一股強勁的浪潮。要讀懂民國,不能不讀懂律師。“國士衰時見”,這是章士釗律師在民國亂世中寫下的詩句。這也是民國歷史上那些為法治、為正義、為人權、為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而殫精竭慮、勞勞奔走的律師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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