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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衛威:民國文學教育中的大歷史與小細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95 次 更新時間:2016-02-10 23:09:11

    進入專題: 民國文學教育   大歷史  

    沈衛威  

       1912年中華民國新建,為現代大學的確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大學的命運與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的重建息息相關。北京大學成為現代學術和現代思想傳播的重鎮,同時也引發新文學運動,隨后又推動大學的新文學教育。1922年1月《學衡》創刊,東南大學反對北京大學的新文化—新文學的勢力形成。南北兩所國立大學間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出現明顯的差異,呈現出激進與保守的取向。  

      

       一、從國語統一到文學教育

       時值晚清,與西方強大軍事入侵相伴隨的是文化的沖擊,從技術、器物漸進入道統,傳統中國的文化教育也面臨效法外國的重大選擇。選擇一開始也許是不得已的,但大勢所趨,強國先強體,強體先立人的基本理念,士大夫還是在陣痛中很快接受了。立人的最為有效的辦法是興辦教育。于是,沿海口岸和一些經濟文化發達的省份,興學之風日盛。在西方傳教士六大教會辦學的影響下,政府自己所創辦的大學僅有天津的北洋大學堂、上海的南洋公學、北京的京師大學堂、太原的山西大學堂等。特別是1905年科舉的廢止,傳統私塾、書院式的教育方法,被新式的公民學校逐步取代。1898年創建的京師大學堂,在1912年5月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此時正值中華民國新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嶄新體制,為現代大學的確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大學的命運與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的重建息息相關。北京大學成為現代學術和現代思想傳播的重鎮,同時也引發了新文學運動,隨后又推動了大學的新文學教育。1920年12月7日,由民國政府國務會議通過,設立國立東南大學。1922年1月《學衡》創刊,東南大學反對北京大學的新文化—新文學的勢力公開登臺亮相,大旗高樹。南北兩所國立大學間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其大學精神和學術理念也開始顯示出激進與保守的文化態勢,并呈現出學分南北的局面,同時影響到1949年以前近三十年的大學文學教育。

       民國初建,對于一個在漢民族之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共同組成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化統一來說,當務之急是語言的統一。武力的統一和政治經濟的統一都可以一蹴而就,唯獨語言的統一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漸進的教育過程,往往是一代或幾代人努力的結果。所以從民國初年的“讀音統一會”到1917年底“國語統一會”的籌備,都是在為語言統一尋找積極的路徑,因為“語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種自然力量”①。這句話是1930年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令教育部通飭全國中小學校在最短期間厲行國語教育時所列舉的重要理由:“各國都有標準語通行全國。我國自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議決以北平語為標準以來,各小學并不注意實行,仍以方言教學。我國人心不齊,全國人數雖多,竟如一盤散沙,毫無團結力量。這雖然不全是因為言語隔膜緣故,可是言語隔膜,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為此,懇請中央令教育部通飭全國中小學校在最短期間,厲行國語教育……前大學院曾經通令所屬各機關,提倡語體文,禁止小學采用文言文教科書。這是厲行國語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辦法,應由各該廳、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實通令所屬各小學,不得采用文言教科書,務必遵照部頒小學國語課程暫行標準,嚴厲推行;一面轉飭所屬高中師范科或師范學校,積極的教學標準國語,以期養成師資,這是很緊要的。望各該廳、局查照辦理。此令。”②這說明,此時的“國語統一”主要依靠教育法令和教科書來保障,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化的全民教育行為。

       1915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因胡適為美東中國學生會“文學科學研究部”年度論題《中國文字問題》提交的報告《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而引發“文學革命”的討論,特別是梅光迪與胡適的對立,把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從文言—白話的形式變革,到思想新質的內容呈現,特別是“國語統一”原本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重建過程中,與“統一度量衡”并重的“車同軌,書同文”的組成部分,實為文化統一的國策大計,并成為百年樹人的直接工具,被整合進民國文化教育的主流意識形態之內。而“文學革命”是繼“國語統一”這種工具變革之后,思想變革的急速跟進,同時又在相輔相成中將“國語”的實力凸顯,使得語言的形式與文學的內容有機融合。“國語統一”與“文學革命”的合流,促使文學迎來了白話文時代,教育的普及也因此展開。當新文學運動開展十年之后,新文學教育也順勢被提到大學、中學、小學的議事日程,即新文學進入課堂。當然,民國大學的文學教育,并非新文學的天地。大學教授中新文學作家只是少數。文學教育實際上包括文學創作、批評鑒賞、文學史研究、文學翻譯四個方面。就文學創作而言,在大學的文學空間里,是白話詩文與舊體詩詞曲共存在國文系、外文系和哲學系,新文學作家也主要出現在這三個系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北方大學所謂的“新”,主要表現在師生對新文學創作、新文學批評的熱情支持和參與,同時也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文學作家。而代表南方學術實力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所謂“守舊”,主要是該校教授對新文學的排斥、批評,在不允許新文學進課堂的同時,是師生們集體性地對舊體詩詞曲的堅守。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新文學創作只是極少數學生的個人行為或校外的文學結社活動(如“土星詩社”)。

      

       二、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師生堅守文學的古典傳統

       在晚清的排滿革命運動中,以章太炎為首的革命派,強調并提升了漢語言文字的特殊地位,使之成為民族革命的一種文化力量的整合和斗爭策略。進入民國,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以白話為主體的“國語統一”和“文學革命”,極大地消解了章黃學派的地位和學術范式。1928年黃侃到中央大學后對傳統“經學”、“小學”的堅守和章太炎始終排斥甲骨文,都是文化守成的明顯實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文學的性質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文學之用,被當成了涌動的新的意識形態主導下革命斗爭的工具。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把這種變化概括為“從反載道始到載道終”,是文學運動過程中“言志”與“載道”的輪回。

       1921—1922年間、1934年間中國文學界和教育界兩次公開主張復活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肇始者都是在南京活動的,以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教授、學生為主力,其中多人為“學衡派”的成員。也就是說,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24日關于全國各國民小學先將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為語體文的通令,和1930年2月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電文,對于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保守勢力沒有實際的作用。當然,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民國大學的教授享有相對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因為他們一直在為追求教育獨立而不懈努力。

       1935年《人言周刊》第2卷第46期的“藝文閑話”專欄登有邵洵美的《青年與老人》一文,他提供了一位美國記者在中國旅行后的觀察結果——對各大城市的印象:“南京:青年=老人。北平:老人多,青年少。上海:青年多,老人少。杭州:青年在湖里,老人在家里。蘇州:青年在家里,老人在茶館里。天津:青年在報館里,老人在衙門里。”③這一方面是所謂的“朝氣”和“暮氣”的顯示,同時也是地域政治文化和文學思想空間的展示,是民國的文學地理、形象的文學地圖。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城給人的感覺是:青年等于老人。從20世紀30年代南京文壇的實際狀況來看,的確有歷史和地域文化的特殊原因。

       事實上,就南京與文學的關系,文學史家已多有論及。長期在南京執教的胡小石有專門的《南京與文學》一文。他指出:“南京在文學史上可謂詩國。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數百年中,國勢雖屬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學思想,多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傳統桎梏,而又富于創造能力,足稱黃金時代,其影響后世至巨。”胡小石特別列出南京對文學的真正創造性貢獻有四個方面:山水文學;文學教育,即文學之得列入大學分科;文學批評之獨立;聲律及宮體文學④。這里我著重引述他對所謂的“文學教育,即文學之得列入大學分科”之說。胡小石引用《宋書·雷次宗傳》的記載,說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在北郊雞籠山(今之北極閣)開四館教學,以雷次宗主儒學,何尚之主玄學,何承天主史學,謝元(謝靈運從祖弟)主文學,此為宋之國學。此前,文學在國家大學中無地位。這次開四館,可為世界分科大學之最早者。以文學(詩賦)與儒學(經學)平列,又為文學地位增高之新紀錄。因此胡小石認為“此與唐代自開元起以詩取進士,有同等重要”⑤。

       但1917年以后的情形卻有悖南京在文學上開風氣之先的歷史傳統,陷入文化保守的尷尬境地。尤其是在大學教育中,許多年間,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文學教授不允許新文學進大學課堂,唯一寫作白話新詩的心理學教授陸志韋,在不被理解和非議中,于1927年北上執教燕京大學。原本在上海寫作白話新詩的宗白華,留學德國歸來執教中央大學后也就不再寫新詩了。學生中后來成為新文學作家的,其新文學的寫作時齡也較短,能夠堅持下來的更少。他們的名字依次是顧仲彝(1923屆,英文科)、侯曜(1924屆,教育專修科。在校組織東大戲劇研究會東南劇社)、濮舜卿(?屆,政治經濟系)、盧前(1927屆,國文系)、陳楚淮(1929屆,外文系)、汪銘竹(1931屆,哲學系)、關露(1931屆,國文系)、常任俠(1931屆,國文系)、陳夢家(1931屆,法律系)、方瑋德(1932屆,外文系)、沈祖棻(1934屆,國文系)、蘇青(1935年外文系肄業)。這些當年的學子,最初是新文學中人,后來盧前、常任俠、沈祖棻都轉向寫作舊體詩詞,研究古典文學、藝術學,陳夢家研究甲骨文。幾乎沒有一個將新文學創作堅持下來(關露、蘇青1949年以后因為政治因素,消失于文壇)。中央大學畢業生錢谷融在《我的老師伍叔儻先生》一文中特別指出:“中央大學中文系一向是比較守舊的,只講古典文學,不講新文學。新文學和新文學作家,是很難進入這座學府的講堂的。”⑥

       大學校園里排斥新文學的一批教授和學生,卻堅守中國文人詩賦詞曲生活化的傳統,熱衷于游山玩水、宴請雅集時作詩作詞(“禊社”、“上巳社”、“潛社”、“如社”)。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王瀣、吳宓、胡先骕、黃侃、汪東、吳梅、汪辟疆、胡小石、胡翔東、王易等都留下了大量的舊體詩詞曲,同時還留下有師生結社的刊物:《潛社詩刊》、《潛社詞刊》、《潛社詞續刊》、《潛社曲刊》、《潛社匯刊》、《如社詞鈔》。影響力更大的其實是中央大學教授與社會名流的修禊聯句,這在中央大學師生中曾有過長時間的文學回響。我將這一現象稱之為文學的古典主義的復活⑦。南京山水相依,江河湖城掩映生輝,廟宇樓臺絲竹不絕,這就成了中央大學師生修禊聯句的好去處,并留下了大量的詩作為后人樂道。所謂“禊社”的“禊”,本是古代春秋兩季在水邊舉行的一種祭禮,后來發展成為文人騷客游山玩水時借酒賦詩聯句的聚會,以至于有“曲水流觴”等“蘭亭高會”和“西園雅集”這樣膾炙人口的禊集雅聚。春天的聚會通常選上巳日。這是指以干支紀日的歷法中的農歷三月的第一個巳日,故又稱為“上巳”。三月初三或逢巳日,因此后人習慣在這一天相聚。民國開國后有影響力的一次修禊,是1913年4月9日(農歷三月三日)梁啟超邀集四十余人在北京萬牲園“老宿成集”的“續禊賦詩”。梁啟超在致女兒梁令嫻的信中說:“今年太歲在癸丑,與蘭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⑧“蘭亭以后,此為第一佳話矣。再閱六十年,世人亦不復知有癸丑二字矣。”⑨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這種傳統的文人雅聚在南京興盛,并在中央大學蔚然成風。

    這里特別要說的是南社成員、《學衡》作者曹經沅(纕蘅)。是他將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學院詩人群體與社會的古典詩詞陣營聯通,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古典主義詩人群體在南京的復活。作為詩人的曹經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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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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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文藝研究》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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